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

在许多方面，我的生活反映了20世纪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我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当时大西洋两岸的未来充满希望。然而，几年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希特勒的罪行激怒全世界，我身陷亚洲的一个遥远角落，如此贫穷潦倒，以至于需要把报纸塞进鞋子里来堵上破洞。我出生的时候是德国人，成为美国人后又度过60多个年头。在经济动荡、独裁统治和战争时期，我根本没有护照；但是几年以后，至少有四个不同国家愿意发给我护照。［2］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是日本人的囚徒，后来，连级别*低的美国领事馆官员也不愿意让我占用他的时间。然而，在另一个美国从战争中崛起为西方领袖的时代，作为美国大使，我将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美国总统出使外国；在70年代，我作为财政部部长，成了名义上在紧急情况下接替总统的第五位人选。［3］曾经，没有人愿意雇用我，我也找不到工作。后来，当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繁荣的时候，我先后领导两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每一家都是20世纪技术和经济进步的象征。80年代，随着电子革命加剧全球化，改变了世界，我在领导世界上一家伟大的计算机公司的同时，对这一人类事务的重大转折点有了一些内在的看法。我有幸成为20世纪几个里程碑事件的旁观者，偶尔甚至是一名小小的参与者。这当然不是刻意为之，主要是由于命运造化和偶然情况，我被送上某些位置和职位，可以遇到一些关键决策者并看到他们的行动。因此，在20世纪的关键时刻，我作为受害者、证人或参与者，在行动的中间，出现在世界领导人和决策者的身边，这些都是偶然的。我*早的记忆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我原以为永远不会回到柏林，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我将在90年代再次与柏林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时一个完全不同的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我见过垂死挣扎的旧中国，离开时无甚遗憾。然而，在70年代，我会结识中国*高领导层，发现自己在重建中美关系中扮演某种角色，并且成为20世纪末中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强国的内部见证人。中东发生巨大变化，我直接目睹的一些事件定义了这些变化：我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交涉之时，正处在巴以和平进程可以推进但尚未推进的关键时刻，而这位总理思想僵化；我与伊朗国王交涉之时，正值一场民众起义使他失去王位的危急时刻。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商业和政府领域，我亲身参与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突破性发展，并与大西洋两岸的主要决策者密切来往，他们是欧洲经济统一的架构师。*重要的是，我曾多次有幸直接为三位美国总统工作，与他们在白宫关系密切。本书讲述我经历的这个世纪的起起伏伏，其间会近距离接触一些主要的决策者。从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本书是一段关于决定命运的重要岁月的历史。然而，本书既不是历史学家所说的20世纪的历史，也不是一本普通自传，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混合体。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左翼近代史大师。——译者注（Eric Hobsbawm）曾经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本书，存在于“历史和记忆之间的一个黄昏地带，介于对过去的一种笼统记录……和作为一个人生活中被铭记的一部分”［4］。因此，这里面必然有些主观的阐释，我认识到这存在一定的风险。读者将读到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我对20世纪的事件所做的思考，这些主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已经提到的问题是，历史的演变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取决于做出决定的人和将他们置于权力地位的意外事件。此外，个人决策者在塑造历史事件方面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高层，气质和个人领导素质的正确结合至关重要。*后，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外生事件的发生会超出任何人的控制，而且也会决定历史进程并决定领导人的决策。20世纪，电子革命开创全球化时代，这就是一个此类事件。20世纪的历史教导我们，智慧不一定战胜愚蠢，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也不一定总是占据上风。然而，20世纪的历史也表明，有理由更乐观一些，只要一点运气和常识，智慧和尊重生命还是经常获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