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远

送别李慎之 2003 年4 月22 日上午10 时05 分，老李（自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一直称呼他“老李”，今仍其旧）远行，一下子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了。然而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永远是活跃着的。他走得越远，离去的时间越久，人们的思念将会越深，越会感到他所留给世间的是一笔独特的、无价的精神财富。
老李一生阅历既广，坎坷尤多；于国事、天下事之思绪，有如浩瀚大江，汹涌澎湃，不可止息。积数十年的种种切身体验，晚岁痛感斯土斯民命运攸关之所在；为之上下求索，思之，念之，忧之，凝为痛切之心声，发为肺腑之呐喊，著为传诵天下之巨篇；无时不忘民族复兴之关键*终在于民主制度的确立和自由思想的开张，屡言中华民族需要启蒙和新生。
我比他小六岁，视之亦师亦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他是副院长，我是同期的西欧研究所（今称欧洲研究所）所长；他主管所谓“国际片”（即几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的合称），是我的顶头上司。但他向来不像一个“官”，级别不低却不会做“官”；与大家相处，毫无“上下级关系”之一说，彼时副院长并无专职秘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无须事先通报，破门即入，可提问，可讨论，可谈笑，从无隔碍，扫尽一切官场积习。但他自有自己的“领导艺术”，那就是对各种问题滔滔不绝地发议论，如果是有心人便会从中受到启示。我即因此受益不少。仅举一例，一次与他谈及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如何区别于政府职能机关的研究，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际问题研究者在社科院该具有什么条件？在交谈中他说：他首先应该是个“通才”。这句话点拨了我心之所思，由此我开始探索把国际政治与文史哲相结合的思路。
老李一生中*闪光的时期是这*后二十余年。“右派改正”以后，他决心要把由于政治运动而损失的岁月找回来，尽自己*大的可能，以*充沛的精气神，调动他几十年来的丰富的生活体验、深刻的人生悟解、坚实的学养，投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中去，用开放、开明的眼光去指导“国际片”的学术研究，尤其关注研究人员的成长。他从来不干“命题作文”那样的事。也许这在常人看来是件怪事：他并不谋求当一个“研究员”，更不要说什么“博导”，可是尊他为师的却遍及禹域。他对创建美国研究所情有独钟，对他领导的“国际片”关心备至；这一点，有关各所所长们都有各自的体会。
在1990 年退休以后，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进入了新的境界和高度，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面思考。我同他的频频交往中，时时感觉到他的思想在不停顿地深化，甚至是飞跃式地进展；在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上已成系统。晚近若干年，他在“小中风”后体力衰弱得很明显，加上头痛、颈椎痛、重听、眼疾、腿脚不灵，十分痛苦。但这都丝毫没有妨碍他思考问题，不时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在在体现出他念兹在兹的对民族、社会和人类前途的驱之不去的关怀，在在表现出他廓然而大的理论勇气。
老李国学根底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深，这源于他的“幼工”，绝非一知半解“强作解人”而大谈弘扬民族文化之辈可比。正因如此，他对传统文化通不到现代化的问题理解至为深透。晚年他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指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说穿了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奴隶主义”，此论甚为深刻，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可以说是对顾准批判“史官文化”的进一步提炼和延伸，由此引发出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充分的自由。去年年底，他在电话里跟我说：我没有几年可活了，我余生唯一的、*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民主而呐喊”。
我写的东西，包括一些小文章他都看，而且很快把他的评论告诉我，或赞许，或批评。我有一篇短文，讲“陈序经和中西文化”。他见到我说：你胆子不小，敢认同陈序经，他可是“全盘西化”呀。我在研究工作之外的短文，多是小品文式的。我素喜明代三袁和张宗子，习惯于含蓄的文风，不擅长飞扬激越，总想把结论留给读者。他对我这一点常提意见，说：你的文章太短、太含蓄，也就是我这样的人能看得出你的“微言大义”，一般谁看得出！？当我谈到不赞成某美籍华人学者语焉不详地说什么中国儒学“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的说法时，他说：你就该写一篇3000 字的文章，以“思想家”的姿态驳斥他。
（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