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授业研究(修订版)

孔子授业要义 每次读《论语》，*想知道的，是孔子到底如何授业？自然这是痴心妄想。经过多次努力，做了系列专题研究，稍微刮去蒙在其上面的某些涂抹。如今，关于孔子授业，总算有了一些印象。也只是个人的印象而已。由于本人所做的若干专题研究已经陆续发表，这里只谈印象，不再作细致的论证。 一、师门的形成 孔子弟子知多少？《史记》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另据司马迁引证，“七十子”系出自孔子之口。原话是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表示受业者不止此数。没有提到这七十子是“弟子”还是“徒”，也未提到“身通”什么，司马迁“补充”称为“身通六艺者”。其实，在《论语》中就兼有“弟子”与“徒”（门徒）提法。如“门弟子”（《论语·子罕》）、“［冉求］非吾徒也”（《论语·先进》），“［子路］是鲁孔丘之徒与？”（《论语·微子》）其中所谓弟子，指称的都是“鲁孔丘之徒”。 鉴于当时尚处在学无常师的时代，“门弟子”“吾徒”之类称谓的意义，在于证明孔子师门已经确立，正式的师—弟子关系的形成，孔子成为其弟子的常师。此种现象的出现，是对学无常师格局的突破。不过，学无常师仍是当时以至尔后很长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看来“弟子三千”与“贤人七十”未必以“身通”什么为界限。如以“身通六艺”为标准，那么很难证明七十子中到底有谁“身通六艺”。要说七十子都是“贤人”，能够得到孔子认可么？那么七十子同其余弟子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看来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以孔子为常师。师从孔子受业，以孔子为业师。 明乎此，将有助于对同孔子授业相关的某些说法作出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 鉴于孔子在当时已有一定声誉，故向他求教者必定不在少数。由此遂引起一些闲言杂语。说什么“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子贡针对这种非议，据理回答：“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言》）这类来无影、去无踪的登门求教者，既然得到过孔子赐教，也不妨算是孔子的弟子，但称不上是“门弟子”（入室弟子）。孔子不见得是那两千多求教者的常师。 孔子自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其语气像是针对有人指其门户不够开放而自我辩解。子贡曾称：“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此宫墙隐喻的喻义，虽赞孔子之贤，却也说明，就夫子之道而言，“得其门者或寡矣”。 由于夫子行止非常讲究礼数，不知得其门而入会有什么讲究。唯一可资参考的线索，或许正是历来猜测颇多的束脩。束脩，按照朱熹说法，是人们礼节性交往中的常理。那么礼节性交往中的常礼一定是束脩么？故束脩更可能是入室弟子拜师礼中的规矩。否则后人为什么只把它作为学费的艳称呢？如是，孔子便成为七十子的常师。 后人把学费美其名曰束脩，并不能由此反过来说成是孔子收取学费，或以授业谋生。因为孔子还不致以吞食干肉度日。他可能另有经济来源，不仅一度在鲁国主政，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形成“养生”风尚。他周游列国，所到之处，为各国提供的未必是免费咨询。他的弟子便是他倡导仁政，获得崇高威望的资本。 那么入室弟子如何修学呢？作为私学的萌生，其授业只能从师—弟子双方的需求与实际情况出发。 孔子弟子基本上是成年人。其中有不少弟子家境贫寒，少不得要谋生，还不无家室之累。自然也会有专心求学的弟子，而“脱产”求学的弟子终究有限。所以孔子深有感慨地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秦伯》）“不易得”，表示这样的弟子非常难得，更多弟子仍须谋生，或出仕，或经商，如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论语·先进》），以至家累千金。 孔子授业的背景，不仅同其生源相关，更得从他本人的经历中去揣度。他在“三十而立”之后，一度仕齐，后居家修习诗书礼乐，长达15年之久。随后仕鲁，从出任中都宰、司寇到摄相事（奉粟六万）。年届55岁，开始周游列国，又达14载。68岁返鲁，直到溘然长逝。 唯其如此，其弟子就地求教者有之，易地求教者有之（如子路、曾参），跨国度求学者或亦有之（如齐籍公冶长、卫籍子贡、陈籍子张、吴籍子游）。周游列国时，有弟子随侍（如“子适卫，冉有仆”）。据《论语》记载，弟子问政，至少有16次。其中子路5次，子贡4次，子张3次，冉有2次，颜回、仲弓各1次。子路、子贡、冉有主要是在其任所问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其中少不得向在该国任职的弟子打听政情。如冉有退朝，孔子问：“何宴也？”冉答“有政”。乃师又说：“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先进》）诸如此类师—弟子问对，也不妨记在授业名下。可见，夫子虽诲人不倦，但既不应把他看成是教书先生，也不必单凭尔后私塾的印象，忖度孔子授业。 二、君子之教 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在《论语》中有83章提到“君子”或“小人”。可见，君子为孔门授业中经常议论的话题。表明孔子此语不只是对子夏的期待，其授业所实施的，正是君子之教。 “君子”，原表示个人身份与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孔子所处时代，“君子”开始演变为伦理概念。个人成为君子，不仅受到尊重，而且有此资质，从政的机会较多。唯其如此，有志于修习君子之道的人们，才拜在孔子门下进德修业，以图进取，孔子志在倡导仁政和君子之风，期待从政者懂得君子之道，并成为君子，故使其授业成为君子之教。 孔子实施的君子之教，表现为： 1. 明君子与小人之别：在《论语》中，有18章专谈君子与小人之别。主要就个人追求、自我认识及日常言行举止划清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界限。 2. 按照君子标准，衡量先人，衡量弟子的价值追求与日常言行，贬抑个别弟子的小人习气，表彰弟子中的君子。能不能说孔子授业以造就君子为培养目标呢？所谓培养目标，未必是孔子所能想得到的问题。 孔子常谈君子与小人之别，主要为了使弟子划清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其实，在人群中，并不是“非君子即小人”，“非小人即君子”。为数更多的，则是既未达到君子标准，又算不上是小人的普通人。孔子无意对普通人说三道四。不过，依他之见，个人有合乎君子要求的言行，同成为君子，并不是一回事。“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表示君子至为难得。甚至自认：“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基于这种见识，他怎么可能把造就君子作为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呢？ 孔子授业的对象，基本上是成年人。他一再鼓励弟子谈各自的志趣，且以平常心看待各个弟子的价值追求，并无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弟子的表现。只是严格把握伦理底线，不容忍弟子中的越礼行为或某种小人习气。怎么可能存在固定的培养目标之想呢？ 然而，孔子授业是单以君子为话题的施教么？如果认定它所实施的是君子之教，那么它是一种怎样的君子之教呢？ 它并非是单以君子为话题的说教，而属于德行之教。这种德行之教，又有别于一般的伦理之教，而属于以礼乐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伦理之教。 它又不同于以诗书礼乐为课程或教材的说教，而为用而学，因学而教，属于以诗书礼乐取向的授业，即“君子儒”之教。 不过，这些假设，尚有待证明。 三、诗书礼乐之教 《史记》认定“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还说七十余弟子“身通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后代有些学者便由此引申为孔子设置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门课程，还有人把诗、书、礼、乐抚上书名号。意味着孔子授业以《诗》《书》《礼》《乐》为教材。问题在于这些判断是否有足够的史料依据。单就《论语》而言，其中传递的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说法提供支持呢？ 《论语》中提到的“诗”“书”“礼”“乐”“易”之处，以章为单位统计（孔子在弟子不在场情况下，同别人交谈中提到的相关言论，因同授业无干，故未放入），共有“诗”16见，“书”4见，“礼”37见，“乐”21见，“易”1见，“春秋”未见。大致可以证明，孔子确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依他之见： 诗以兴，礼以文，乐以成。（《论语·泰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在《论语》中，“礼”“乐”并称及连成“礼乐”一词9见。按照他的意见，“不学礼，无以文”。“不学乐，无以成”，也可这样说。 这些都是“诗教”“礼教”“乐教”的理由（只是未提及“书教”的理由）。他有如此充分的理由，能不实行诗书礼乐之教么？ 唯在相关言论中包括的《诗》，只有5见，《书》为3见，《礼》1见，大都作为引文，哪里还谈得上以《诗》《书》《礼》《乐》为教材？更不用说迄今还无法证明曾有《乐》（经）存在（《论语》中提到的《韶乐》《武乐》为乐章）。 孔子授业以师—弟子问对为主要方式。弟子所问，或孔子所问，为授业中关注的内容。其中弟子问到某诗句的解释，为2见，问到《书》中某句解释，仅为1见，而乃师并未以《诗》《书》《礼》《乐》问弟子。于此更足以证明，孔子授业既未开设“六艺”课程，更未以经典为教材。 然而，不必由此而轻易否认孔子的诗书礼乐之教的存在。因为孔子基于“不学诗，无以言”的见识，自会鼓励有志于从政的弟子，在礼仪场合，运用诗句同别人对话；基于“不学礼，无以立”的见识，认定“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表明“礼”是“恭”“慎”“勇”“直”之类行为规范的规范。由此亦可以看出，孔子授业中的君子之教，并非简单的伦理之教，而属于带有世俗信仰性质的以礼乐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君子之教。 以上只就《论语》中提供的信息而论。其实，司马迁所谓七十子“身通六艺”一说，另有所据。据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如此解释，更加证明所谓“六艺”之教，为超出伦理范围的君子之教。令人费解的是，司马迁既不在《孔子世家》中引用此语，又未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引用此语，而在《滑稽列传》中引证，未觉滑稽。难道那些身为滑稽大王的传主，都配称“身通六艺”的智能之士么？ 何况，孔子即使果有此说，所说的也只是“六艺”之用，仍不足以证明夫子授业为“六艺”之教。要说七十子皆为“身通六艺”之士，更难使人相信。至少就同孔子过从*密、相契甚深的子路来说，在“六艺”中，其乐艺连孔子也不敢恭维。只能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他鼓瑟就是那么一种水平，怎么会鼓到我的门上来呢？子路甚至公然对乃师扬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一个对“书”不感兴趣的人，其“书艺”如何？话说回来，司马迁称“六艺”，虽指称“六经”（包括经典乐章），而“六艺”一说，毕竟是指“六经”随机之用。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不致发生把秘藏经典作为通用教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