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大讲堂系列北大文学课堂

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 陈平原，1954 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 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 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 年—2014年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2003 年，我们在北大开了个题为“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刚好碰上北京市纪念建都 850 周年，很受关注。不说 50 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不说此地已有 3000 年的城市史，更不说春秋战国时燕国在此建都（称蓟）、西汉末年王莽在此立大燕国（别名燕京），咱们还是从公元 1153 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正式成为“号令天下”的国都说起。既然很长时间里，北京是国都（帝京、首都），各方面的人才都会跑来，政治家、商人、文学家，全都来了，不见得在这定居，但总得来走走、看看。这样，就必定留下一大批关于北京的文字资料，包括诗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几百年间，多少文人学士进京赶考，一路上怎么走过来的、随身携带什么物品、中间碰到多少艰难险阻？这些细节，其实很有趣的，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记忆。像这一类的问题，都留在骚人墨客的诗文里。 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文学的北京”。从金代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今天，850 年历史的国都，该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及人物，残留在文人的“记忆”以及文学作品里。诸位念中国文学，讲到元杂剧，老师肯定会告诉你们，关汉卿，元大都人。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有关关汉卿与北京城的直接联系。明清以后就大不一样了，很多文人用生花妙笔，记载、描绘、表现北京这么一座了不起的都城。这一类的文字资料很多，是后人想象北京的重要依据。 在我看来，一座都城，有各种各样的面相。有用刀剑建立起来的，那是政治的北京；有用金钱铸造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北京；有用砖木堆砌而成的，那是建筑的北京；有用色彩涂抹而成的，那是绘画的北京；有用文字累积起来的，那是文学的北京——这个经由史家的学识与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来的北京城，*容易感知，也*好触摸，我们今天，就准备从这里进入。 我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就叫“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每周带着研究生一起阅读、讨论下面这九本有关城市的书：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施坚雅的《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卡尔·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学生们对《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两本书尤其感兴趣，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都让他们很开心。同样道理，阅读北京，理解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是要兼及历史与文学。 在座的诸位同学，也许你们读过像《狄更斯与伦敦》《雨果与巴黎》《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这样的著述，再塞给你一本《老舍与北京》，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我讲的，不是某某作家的都市体验，而是希望借助若干篇散文，呈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而且，不想选择那些独一无二的景观，比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而是谈谈每一个到过北京或准备前去旅游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北京的春夏秋冬。 大家可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北京市旅游局派来拉客的，光拣好听的说。记得有人说过，某些城市只能接受好话，受不了委屈，而北京，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你说好说坏，它都无所谓。甚至，*喜欢说这座城市坏话的，很可能正是北京人。一边嘲笑，一边乐滋滋地生活在这座被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的城市。有一回跟作家莫言聊天，他用说相声的口吻，转述了一个段子：人大、政协开会，外地代表纷纷表示要为首都做贡献。山东代表说，为解决春天风沙大的问题，准备建一个塑料大棚，把北京市统统罩起来；山西代表说，为解决到美国签证难的问题，准备在北京挖一条直通华盛顿的地道；*绝的是河南的代表，说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北京市的环境卫生问题，准备为每一只蚊子戴上口罩，为每一只老鼠配上安全套。我一听马上说，这笑话，准是北京人编的。北京人就是这样，对政府有意见，不直接骂，绕着弯子说，很刻毒，可又有幽默感，让你哭笑不得。 下面这几篇文章，偶有几句怪话，但总的基调是怀念，所以很温馨的。需要说明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是在北京写的，其他三位，郁达夫、张恨水、邓云乡，都是人在异乡，“怀想北平”。这你就不难理解，周文的调子为什么跟其他三位不一样。对于眼前的生活不乏批评，对于过去的时光多有依恋，这是人之常情。好吧，闲话休提，让我们赶紧进入北京的四季，在欣赏这些美文的同时，希望能带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一、关于《北平的春天》 我准备讨论的**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 年出生，1967 年去世，笔名知堂、岂明等，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以及众多兼及知识与趣味的小品著称于世，可说是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极盛，抗战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国民政府判处十年徒刑，1949 年 1 月保释出狱，8 月重归北京，晚年以译述日本及古希腊作品为生。读他撰于 1944 年的《我的杂学》，听他谈对于古文、小说、外语、希腊神话、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医学史、乡土民艺、浮世绘、玩具、佛经等的兴趣，你肯定会惊讶其博学。因此，当他说自己别无所长，只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时，你就知道这个标准之高。反过来，在他眼中，国人的*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识”、不通“国文”。先说“国文”。五四刚过，周作人就开始自我调整，不欣赏胡适“明白如水”的白话，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至于作为“常识”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认前两者受古希腊及日本的影响，后者则是基于自家的中国立场。但有一点，从 1922 年撰《自己的园地》起，周就对各种各样的“大名义”不感兴趣，并自觉保持距离；至于 1924 年《喝茶》一文所表达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于粗茶淡饭中品味人生，更是成为日后周的生活信条。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学界有各种看法；但对于他在现代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异议。要说20世纪中国散文，成绩*大的，很可能还是周氏兄弟。像同样名气很大的林语堂、梁实秋等，单就散文而言，在我看来，都不能跟二周比。谈论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转个弯，从此前的两篇周文说起。先说写于1924年的《故乡的野菜》。这里的关键是“故乡”——周本南人，但长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后，周作人不断在文章中追忆故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但同时，他又喜欢谈论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乡的野菜》里，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对于周作人来说，绍兴是出生地，南京、东京是念书的地方，至于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则是在北京。此后，作为长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怀旧的笔调谈论绍兴，也以南方作为标尺，衡量眼下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 我关注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住久了，就是故乡。因为，在现代社会，籍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换句话说，“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识，对现代人来说，变得比很可能从未到过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经常谈论宋代或明、清的进士分布，借以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种诗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欢以地望命名。但在现代社会，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长大，可中学毕业后，你到外面上大学，甚至到国外留学，转益多师，我们很难再用“地方文化”来描述你、阐释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对于你长时间居住的城市，你应该对它感兴趣，关注它的风土人情、历史记忆、文学想象，不单是趣味，也是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 20 年，也开始有了谈论这位“老朋友”的兴致。 周作人有一篇谈北京的文章，叫作《北京的茶食》，说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点心，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写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因为，他厌恶“20 世纪的中国货色”，感叹代表“风流享乐”传统的众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粗糙恶俗的模仿品。这令他痛心疾首。这篇文章写于 1929 年，那年头，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与火”的革命文学，而周作人却在满北京城找好吃的点心；因为吃不到，还写文章诉苦，这不挨骂才怪。周氏谈论点心之好不好吃，还讲究什么“精炼的或颓废的”，如此渲染安闲且丰腴的生活，跟当时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相比较，真是天差地别。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近代以来的生活，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举例来说，我们看夕阳、观秋荷、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需的。你能因为它不影响“温饱”，就否定观赏落日的意义？之所以谈点心时，要点出“历史的”“精炼的”“颓废的”三个修饰语，就因为它有关文化、审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这种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晚清以来，我们相信“科学”，追求“进步”，崇尚“西洋文明”，对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闲的生活方式，弃之如敝屣，这种态度，在周看来，并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对颓废文艺的批判，以及将政治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赏；第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周作人始终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结在一起。一般人会认为，日常生活里的东西，比如点心，没什么了不起；可周作人却从点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灵魂的粗糙。必须承认，这跟日本文化中对“精致”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可这种趣味，弄不好，就滑落成今天的“小资”了。 “小资”就是“小资产阶级”，现在中国大陆很流行的词。说你这个人挺“小资”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很有钱，但生活还过得去，讲求品味，了解时尚，读一点文学，听一点音乐，喜欢名牌，还不时表现一下自己的“不同流俗”。真高雅的，不是“小资”；有钱没文化的，也不算“小资”。 “小资”的必修课，包括张爱玲、村上春树、昆德拉、王家卫、伊朗电影、小剧场艺术等。“小资”喜欢炫耀自己“有情调”，批评别人“没品味”。这是现在的状态，半个多世纪前呢？ 那时左翼文学蓬勃兴起，“精致”的生活趣味受到严重压制。人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流血流汗，你还在谈什么点心好不好吃，不觉得害羞？在这种气氛下，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的姿态，不被青年学生看好——不只是批评，简直是蔑视。这种对于“闲适”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但未免过于功利了些。当然，这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记得林语堂说过：人的一生，就好像过马路，先看看左，过了中线以后，再看看右。30 岁以前不激烈，没出息；50 岁后还激烈，这人也挺可怕的。1930 年代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大致都过了热血沸腾的年龄，其鄙薄文化上的功利主义、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不能说一无是处。当年很多青年人看不起周作人等，觉得他们只顾自己安逸的生活，精神萎靡，格局太小。可过了几十年，我们明白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之间的缝隙，了解政治与审美的距离，也明白崇高与幽雅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学界对于激进而粗粝的革命想象，开始有了几分认真的反省；同时，对于周作人之强调文化上的精致，也有了几分同情之理解。 好，话说回来，介绍前面这两篇文章，是为主角的登场作铺垫。记得两点：**，这城，居住久了，就是家乡，就值得我眷恋；第二，文化精神跟日常生活趣味，完全可以联结在一起，口腹之欲，有时候能上升到精神层面。有了这两个观念，接下来，就该进入《北平的春天》了。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涩”，真的很像苦茶，不抢口，有余甘，能回味，经得起咀嚼。必须是有文化、有阅历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欣赏。有人的文章，是写给中年人的，比如周作人；有人的文章，是写给少年人的，比如徐志摩。喜欢徐志摩的读者，很可能不欣赏周作人；反过来也一样。这涉及写作者的趣味、心态，还有文章的结构、语言以及表达方式。题目《北平的春天》，一开篇却是：“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太觉得。”你看，曲里拐弯，别别扭扭的，就是不让你读得顺畅。 文章的结尾又是：“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这样的正题反作，故意违背常规，以春游始，以冬读结，阻断你的习惯思路，引起阅读兴趣。写文章*怕轻车熟路，你刚开口说**句，读者就猜到你下面会说什么。周作人的文章相反，有时候用典，有时候插入大段古文，有时候东拉西扯，有时候跳跃前进，总之，就是不让你感觉“滑”，非要你停下来琢磨琢磨不可。 大家都很惊讶，校长于是慢慢抖开包袱：北大风景*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刚扩建的图书馆。合起来，不就是“一塔湖图”吗？这个“幽默”使用频率太高，越来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认，这三个景点，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对北大来说，太重要了。 无论是一所大学，还是一座城市，有足够的水，对于生活与审美，都至关重要。北京没那么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显得不够腴润，也缺乏灵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没有真正存在过。很多人都谈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暂，冬天刚刚过去，夏天马上就要来了，稍不留意，慌里慌张的春天，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无，似乎不曾独立存在过，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让你从容欣赏，周作人对这一点颇有怨言。 我的感觉跟周作人不一样：正因为北京的春天难得，稍纵即逝，所以北京人才会格外珍惜，才要大张旗鼓地“游春”。我在南方长大，那么多年了，就是没有感觉到“春游”的必要性。人家都夸你的家乡“四季如春”，开始我也很高兴；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词。一年四季，除了凉一点，热一点，没有什么变化，这不是什么好事。**次见到北京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变，对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真的用得上“惊心动魄”四个字。记得那是阳历三月初，天还很冷，我裹了一件借来的军大衣，在大街上走，还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个多月，眼看着湖面上的薄冰一块块地融解，光秃秃的柳树一点点地吐芽，这种生命从无到有的感觉，真让人感动。我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游春，那是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对于生命的礼赞！这种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感觉，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显。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20 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因此，整个文化艺术显得有点“急就章”，不够厚实，也不够腴润。所谓的文化积累，需要金钱，需要时间，更需要良好的心境。当然，我这样的解读方式，显然关注的是周作人的整个文脉。 从周氏一贯的主张及趣味看，“慌张”“腴润”云云，确实可引申开去。但你不能简单对应，硬说这里的“春天”象征着“文化精神”什么的；要是那样的话，“冬天”怎么办？就像周作人说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里烧着暖气，手不会冻僵，神清气爽，特别适合于读书写作，这不也挺好？这就必须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个人化的表述，拒绝成为公共话语，你说他文章有没有寓意，有，但点到即止，若隐若现，只能心领神会，不好过分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