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传(精)

朱翊钧即位伊始，曾下诏在建文朝尽节诸臣家乡建告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又在南京建表忠祠，祭祀徐辉祖、方孝孺等人。【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首都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潜逃）。朱棣取而代之，是为明成祖。建文帝的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其家族，或被杀，或发遣为奴，罪人转相牵连，称为“瓜蔓抄”。】看来，他对被明成祖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景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讲读完毕后，他在文华殿与辅臣从容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寥寥数语，却揭示了明代历史上一桩搞不清楚的无头公案。 张居正对此也不甚了了，既然皇上问起，便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桩公案，当时人已搞不清楚，张居正当然只能姑妄言之。但朱翊钧并不把它当作传闻，姑妄听之完事。他兴致十足地必欲追根究底，竟要张居正把建文帝题壁诗全章，统统背诵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居正遵命录其诗以进，但以为是萎靡之音，规劝皇上：“此亡国之事，失位之辞，但可为戒，不足观也。臣谨录圣祖《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进览，以见创业之艰难，圣谟之弘远。”他不愿意小皇帝纠缠于建文帝这个不幸的人物，力图把他的注意力引开。 张居正所谓《皇陵碑》，就是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所写的自传体碑文。这篇碑文，十分率直真切，毫不避讳，叙述了他的家世及开国经过，用近乎口语的韵文写出，读来朗朗上口。 碑文中写到朱元璋家贫穷得父母病死无法安葬的事：“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写到他在皇觉寺当和尚，四方云游的生涯：“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扬。”写到小时放牛的伙伴汤和劝他投奔红巾军而踌躇再三的事：“住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 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碑文写得颇具个性，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朱翊钧读了他的老祖宗写的《皇陵碑》，感慨系之。第二天在文华殿对张居正谈了他的读后感：“先生，《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乘势引导：“自古圣人受艰辛苦楚，未有如我圣祖者也。当此流离转徙，至无以糊口，仁祖、文淳皇后（按：指朱元璋的父母）去世时，皆不能具棺敛，藁葬而已。盖天将命我圣祖拯溺亨屯，故先使备尝艰苦。正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故我圣祖自淮右起义师，即以伐暴救民为心。既登大宝，衣浣濯之衣，所得元人水晶宫漏，立命碎之；有以陈友谅所用镂金床者，即投于火。孝慈皇后（按：指朱元璋发妻马氏）亲为将士补缝衣鞋。在位三十余年，克勤克俭，犹如一日。及将仙逝之年，犹下令劝课农桑，各处里老、粮长至京者，皆召见赐官，问以民间疾苦。臣窃以为我圣祖以天之心为心，故能创造洪业，传之皇上。在皇上今以圣祖之心为心，乃能永保洪业，传之无疆。”张居正滔滔不绝地向小皇帝讲述这些，无非要他明白祖宗创业艰难，子孙守成不易。 朱翊钧虽是孩子，但长期在群臣熏陶下，似乎已经早熟，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便答应道：“朕不敢不勉行法祖，尚赖先生辅导。” 朱翊钧已日渐明白读书的好处。十月二十二日，当他赴文华殿讲读完毕，便对辅臣说：“今宫中宫女、内官，俱令读书。”这比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要高明多了。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不准他们读书识字，这其实是一种愚民政策。朱元璋根本不曾料到，在他的子孙后代当政时，宦官势力日趋嚣张。问题不在于是否读书识字，关键在于皇帝自身。张居正深明个中利害关系，听了皇上的这一主张，立即表示赞同：“读书*好，人能通古今，知义理，自然不越于规矩。但此中须有激劝之方，访其肯读书学者，遇有差遣，或各衙门有管事缺，即拔用之，则人知奋励，他日人才亦如此出矣。” 对于读书，朱翊钧是认真而用心的。有一天，讲读完毕，宦官拿了一本《尚书》，走近辅臣身边，翻开《微子之命》篇，指着黄纸条插入处，对辅臣说：“上于宫中读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须精熟乃已。”辅臣及讲官听后，相顾嗟异不已，连声称赞：“上好学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 有明一代列朝皇帝，大多对日讲、经筵很马虎，敷衍了事。经筵有固定日期，而日讲则不拘日期，一切礼仪比经筵简单得多，仅侍班阁部大臣与词林讲官、侍书等供事。皇帝常借口身体不适，宣布暂停，值日词臣照例送上讲章，仅备皇上一览而已。而且，究竟“览”了没有，只有天晓得。朱翊钧则不然，一登极，就根据张居正的安排，每天天刚亮就到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憩片刻，又御讲筵，再读史书，直至午膳后才返回大内。只有每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停，此外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间断。如此坚持达十年之久，因而学问日新月异，成为明代诸帝中的佼佼者。时人惊叹道：“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此话并非阿谀之词。他写过一首《咏月诗》： 团圆一轮月，清光何皎洁。 惟有圣人心，可以喻澄澈。 此诗颇见文字功力，对于当时的朱翊钧来说，是很了不起的。 朱翊钧的聪明好学，还表现在他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书法，初摹赵孟頫，后好章草。因为他的字写得好，因此后人传言，文华殿的匾额“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是朱翊钧御笔。《定陵注略》这么说，《明实录》也这么说。一个十岁少年能写如此擘窠大字，实属不易。不过，据在内廷当太监多年的刘若愚说，文华殿后殿匾额“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十二字，“乃慈圣老娘娘御书，后人以为神宗御书”。据他说，文华殿前殿匾额“绳愆纠谬”也是慈圣老娘娘御书。刘说似较为可信。慈圣老娘娘即朱翊钧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即便如此，这一传闻本身已经说明朱翊钧的精于书法殆非虚言。 隆庆六年十一月十日，朱翊钧在文华殿讲读毕，突发兴致，当场提笔写了几幅盈尺大字，赏赐给辅臣，给张居正的是“元辅”及“良臣”，给吕调阳的是“辅政”。张居正接到皇上的宸翰，激动不已，特地上疏称赞他字写得好，“笔意遒劲飞动，有鸾翔凤翥之形”，“究其精微，穷其墨妙，一点一画，动以古人为法”，对皇上的天纵睿资表示钦佩。 过了几天，朱翊钧又引用《尚书·说命》篇赞美宰辅大臣功业的词句，写了“尔惟盐梅”“汝作舟楫”大字二幅，命文书房宦官王宦送到内阁，赐给张居正。张居正再次上疏称赞皇上“墨宝淋漓”，“琼章灿烂”。 万历二年三月某天，朱翊钧当面对张居正说：“朕欲赐先生等及九卿掌印官并日讲官，各大书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先生可于二十五日来看朕写。”到了二十五日，讲读完毕，张居正等一行来到文华殿，但见太监捧泥金彩笺数十幅，朱翊钧纵笔如飞，大书“宅揆保衡”“同心夹辅”各一幅，“正己率属”九幅，“责难陈善”五幅，“敬畏”二幅，字皆逾尺，顷刻即就。次日（二十六日），是视朝的日子，早朝后，朱翊钧郑重其事地命司礼监太监曹宪在会极门颁发御书，把“宅揆保衡”一幅赐给张居正，“同心夹辅”一幅赐给吕调阳，“正己率属”九幅赐给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掌印官，“责难陈善”五幅赐给日讲官，“敬畏”二幅赐给正字官。张居正事后称颂皇上“翰墨之微”，“臻夫佳妙”，“二十余纸，八十余字，咄嗟之间，摇笔立就。初若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奇秀天成”。 朱翊钧毕竟是个孩子，字写得好，未免沾沾自喜。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朱翊钧讲读毕，召张居正至暖阁，又挥笔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给张居正。次日，张居正上疏委婉地批评皇上，不必过分花费精力于书法。他先是肯定皇上数年以来留心翰墨，现已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便举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画，然无救于乱亡。于是，他规劝皇上，“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话说得直截了当，也很不客气，显示了这位权臣的铁腕性格。诚然，话是不错的，作为皇帝应该把精力放在大事上，书法再好，对于治国平天下毕竟无所裨益。何况有前车之鉴，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之流，莫不小有才华，却于朝政无补，朱翊钧当然不能陶醉于书法。不过，这对于一个正在求学的孩子而言，未免过于苛求。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未可与常人一般顺其天性行事。尽管皇帝权大无边，却受着无形的拘束。此后，朱翊钧便不敢再向群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不过他的书法却日臻完美。晚明人沈德符（字景倩，又字虎臣，号邠子，浙江嘉兴人）是万历年间的举人，对“今上御笔”推崇备至。他说：“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如赐江陵（张居正）、吴门（申时行）诸公堂匾，已极伟丽，其后渐入神化。幼时曾见中贵手中所捧御书金扇，龙翔凤翥，令人惊羡。嗣后，又从太仓相公（王锡爵）家，尽得拜观批答诸诏旨，其中亦间有改窜，运笔之妙，有颜柳所不逮者。真可谓天纵多能矣。”由此一斑也可窥见朱翊钧并非一般王孙公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之辈，英年才华横溢，实非列祖列宗所可比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元辅王锡爵仰慕皇上书法精妙，敦请赐字，有幸得到皇上御笔大字。此后，朱翊钧再不轻易以书法赏赐大臣。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书法奇才的墨宝，流传至今极为罕见，人们难以一睹风采。世人仅知宋徽宗善书，而不知明神宗也是一位书法大家。 （摘自樊树志著《万历传》**章《十岁登极的小皇帝》，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