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变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二、 研究创新本研究贴近复杂案例的实践历程， 着力于揭示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的互构机制， 并 “向外” 拓展探讨该逻辑链条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相比之前的研究， 从经典概念， “技术” 与 “组织文化” 各内涵层次之间逻辑关系的拓展， 到ＩＴ 组织文化变量间的实质过程模型提炼， 到理论建构的形式检视， 到技术的组织合法性分析框架和一个企业组织于开放的环境中采纳一项革新性技术的可能逻辑模型的建构， 都是本研究明确的学术贡献。**， 本研究提出了技术定义的分层概念模型 （物理逻辑／组织文化逻辑／组织实践逻辑） ， 把奥利科夫斯基的技术定义关于技术的 “社会性”角色细分为 “实践逻辑” 及 “文化逻辑”， 使得技术的定义更具有分析性。 第二，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解释型组织文化研究范式。 此前的解释型文化研究范式， 认为组织文化的深层次假定或价值决定了文化的外在表征层， 即文化的内层决定了作为表达物的文化外层。 而本研究指出，文化内层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决定外层客观文化现象而且也被后者所建构。即当外在的组织文化现象发生改变， 比如员工的工作方式、 企业制度等发生变迁， 也会反过来向内渗透， 改变组织成员的观念内涵。 基于此， 本研究引入心理学的认知平衡理论展现了外在文化现象建构文化内涵的微观机制。 并且， 本书在一个研究里混合采用了文化研究的两个范式， 功能主义范式和阐释主义范式， 在实证分析中混合采用文化的整合视角、 分化和裂变视角， 这是既往学者有所提议但未曾实现的研究。第三， 本研究以深描叙述的方式对一个经验问题――伴随信息技术应用， 中国国企组织文化在实际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做出回答。 本研究基于实证调查， 提出信息技术应用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中组织文化的两种建构类型 （construct type） ――人情文化和职业文化， 并具体呈现、 比较了其内涵。第四， 本研究探讨了信息技术在组织中应用可能引发组织文化变迁的三种实质性机制。 这包括： 技术强制、 管理设计和员工调适。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1） 推进了技术强制中的微观机制探讨；（2）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对组织员工独立于管理层的预设， 指明了信息技术 文化研究中的突生性视角研究的工具及其结论的适用边界；（3） 区分了管理层推动技术应用、 促进组织文化变迁的多重行动逻辑， 包括： 赋予技术组织合法性、 制度规训和观念塑造等；（4） 揭示了作为文化变迁推动者的组织员工在信息技术应用中的行动机制： 适应性学习、 意义性调适和趋利性选择。第五， 在构建实质性 （内容） 机制模型的基础上， 本研究也展开对该理论建构的形式性评估， 突出其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理论建构上的推进之处。 这包括：（1）在因果主体性质及其作用逻辑上， 强调非单一因素 （技术或组织意志） 的强制逻辑， 亦非突生性逻辑而强调其互构性；（2）信息技术 组织文化变迁是过程模型／逻辑， 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而非变量模型／逻辑、 充要条件；（3）理论建构采用混合分析层次， 以凸显组织层面的变量间关系如何向下具有亚组织层面 （部门层次） 和个体层次的发生机制。第六， 发展了组织合法性的分类。 本研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组织合法性， 依据评估主体和组织活动的性质， 将组织合法性细分为一种内部合法性和三种外部合法性。 具体包括：（1） 内部人评估组织内部活动维度而来的组织内部合法性；（2）组织内部人评估组织 外部环境关系的外部合法性；（3）外部人评估组织内部活动维度的外部合法性； （４） 外部人评估组织 环境关系维度的外部合法性。第七， 将组织合法性应用于分析特定实践。 本研究结合技术 组织关系而发展了技术的组织 （内部） 合法性框架， 包括绩效合法性、 任务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 通过比较不同维度合法性的不同评价主体、 评价标准、作用之源、 作用部位和作用机制等， 解析了新技术在组织内部获取多方成员认可的微观过程， 打开黑箱， 展现了技术应用成功条件的复杂性。第八， 对既有的组织研究有所补充。 既有社会学研究对组织内部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和权力行动关注过多， 却对其作为价值行动者的一面关注不够； 既有科层制研究对组织自上而下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如何危害组织目标等负功能强调较多， 而对于组织内部上下不一致如何增加了组织弹性， 缓冲了自上而下的组织决策风险揭示不多。 本研究第六章对技术应用中组织亚群体之间的裂变如何成为技术危机中可凭借之资源的分析， 为此做了一个补充。第九， 揭示了组织外部环境何以作用于组织内部的技术应用， 从中区分出我国国有企业采用信息技术可能面临的四个环境维度： 产品市场环境、 技术市场环境、 业务环境以及政策环境。总结一下， 本研究的贡献包括理论上的、 方法上的和研究思路上的。在理论上， 主要对三个方面有所发展： **， 对制度学派的合法性研究有所发展， 包括组织内部也存在组织合法性问题， 以及内外部合法性是如何交织发挥作用的。 第二， 对IT组织文化领域有所发展， 提供了互构机制， 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在信息技术采用中可能发生的组织文化变迁，发展了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的两种组织文化的建构模型， 其变迁机制及其内外部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力图贴近复杂现实的同时也试图用合法性这一理论工具抽象简化之， 以发展理论且为实践者提供认知工具。 第三， 发展了技术 组织研究领域的互构机制， 主要是追问了是技术建构组织还是组织建构技术的边界条件， 并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解答之； 并且将互构的过程打开， 揭示了外部多重制度环境是如何介入其中的。在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采用上， 本研究综合了文化研究的功能性范式和阐释性范式， 尝试将组织文化研究的整合视角、 分化视角和裂变视角混合于一个研究。 这是有学者曾经提出却未见实现的做法。在写作思路上， 笔者尝试了在一个研究中既做实质性的理论建构， 也做理论建构之形式逻辑检视， 即在经验研究这一初级层次上引入审视之眼作为二级研究， 以促进研究中理论建构的质量。 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