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

　　《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　　从20世纪50年代末新民歌运动中提出“古典加民歌”这条新诗发展的道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新诗向革命样板戏学习”，当代中国诗歌完全失去了把握自身传统和规律的自主性，而是被迫按照先行规定的理念进行创作“实验”。理念设计者和批评家们舍弃新诗这一文类已经积累的成果经验，不去考虑诗歌与语言创造的紧密关联，更无视诗歌（也是文学）对于生活广阔、复杂而深入的真切探寻，而只是从抽象的思想和单一形式的机械勾连出发，设计未来新诗的样貌。这种高度理念化的诗歌实验服务于明确的政治目标，赋予诗歌极度单一的社会功能，相应地，也限定可以人诗的题材和内容，并规划出诗歌的风格基调。在这些规定了的前提之下，诗歌创作如何进行？诗歌批评又将如何引导和阐释？1974年，这种理念下的应制之作——张永枚的诗报告、长诗《西沙之战》出版了。由于当时的文艺期刊大多停刊，《西沙之战》*初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继而《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全文转载，稍后又有《北京文艺》《解放军文艺》《广东文艺》《广西文艺》《河南文艺》《辽宁文艺》《河北文艺》《云南文艺》《内蒙古文艺》等转登，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等相继出版《西沙之战》单行本。《西沙之战》无疑是1974年*火、*畅销诗集，当然同时也是新诗学习样板戏的成功范例。诗歌评论在这首诗报告的出版热潮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尹在勤有关新诗向样板戏学习的**篇文章在《四川文艺》发表之后，第二年又经扩充、修订，以《新诗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为题在《人民日报》刊出。这篇文章中，尹在勤强调叙事诗和抒情诗都可以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对于具体的运用方式他还作了进一步说明。“叙事诗在提炼生活素材、结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应该发挥自己的艺术表现特色，但首要的问题是要像革命样板戏那样，充分地运用突出、烘托、陪衬等艺术手段，千方百计地为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服务。”“社会主义的抒情诗，必须抒无产阶级之情，抒革命人民之情。只有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才能抒写出伟大阶级、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强音，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愿望、理想、情操，*凝练、*鲜明、*响亮地抒写出来，才能以昂扬的基调，高亢的主调，表现出奔腾澎湃的革命气势。”“一般来说，抒情诗虽然不具体地描绘人物行动，不可能完整地安排故事情节；但是，却可以通过抒发主人公的革命激情，突出反映伟大阶级、伟大人民、伟大的党、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抒情短诗，并不因为它篇幅的短小而不能突出抒发无产阶级之情，突出抒发伟大时代、伟大人民之情。一个英雄人物可以通过一次长篇报告展示他的思想境界，也可以通过几句豪言壮语迸发出他内心深处的火花。短小的抒情诗，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中，以精炼的语言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无产阶级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