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演讲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演讲 说明： 这是二○一三年十月十八日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演讲。演讲刚结束，联合国网站就把它列为当天的**要闻。这些天世界上正发生着各种大事，各国政要言论滔滔，怎么会让一场文化演讲成了**要闻？我想，这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这个讲题，这个大家都不太知道却又很想知道的讲题。 回国以后，发现这个演讲的内容，连同我论述中国历史的其他演讲，已在网络上流传，但署名却是别人，而且都是确有其人的名校教授。这是怎么回事？我对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从好处着想，觉得这可能是那些教授奉献大名来表达对我的支持吧？这本应感谢，但是他们代我发表的演讲稿错漏太多，可见他们实在是太忙碌。那就由我自己把讲稿拿出来吧，省得那么多人在中间环节折腾了。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来听演讲的人数，远远超出预计。这在联合国大厦应该是不多的现象。那就闲话少说，立即转入正题。 我以三十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 探索的方式是，遗址考察、全球比照、典籍研究、跨国演讲。 探索的课题主要分四个方面—— 空间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时间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人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审美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在国际间演讲，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原定的题目是中华文化，而听众提出的问题大多属于政治范畴，而我，则竭力把它们纳入文化。文化是一种悠久而稳定的集体人格，决定着很多复杂问题的*终选择。而且，从文化来谈，也符合我这个无官无职的独立文化人的身份。 大概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不久吧，“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同时在国际间风传，一波又一波。很自然，这也成了我在国外经常遇到的话题。开始是在演讲结束后有听众站起来提问，后来渐渐变成了邀请者事先拟定的演讲主题。 要质疑这两论，既易又难。说易，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虽然经济总量长期领先世界却从来没有成为跨地域的威胁力量；同时，虽然屡陷分裂、屡遭侵略却未曾整体崩溃。这两个历史事实，可以启发听众从以往推知未来。说难，是因为历史并不是未来，所以必须挖出不威胁又不崩溃的文化根源。 从文化根源上质疑“中国威胁论”，这件事，我在二○○五年七月二十日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的主旨演讲中已经做了尝试。这个演讲的记录很快就发表了，后来还收入多本书籍，社会反响不错。其中的论点和论据，常常被各国要人引用。 但是，我对“中国崩溃论”的质疑却一直没有正式发表。 没有正式发表的原因在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中间包含着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匆忙发表可惜了。 什么重大学术课题？那就是：“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基点。 记得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时，一路上都在默默对比着中华文化，心中一直藏着这个问题。在不必冒生命危险考察克里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时，也做着同样的对比，藏着同样的问题。 至此，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考察还不完整，因此又认真走访了欧洲的九十六座城市。一路上，还是不断对比，不断自问。 考察回来后，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远方的对比，使我更加懂得了自己的土地。我从中华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当然还会批判，但以阐释为主。 中华文化的长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比长寿更重要的是，在人类所有的古文化中，它是唯一的长寿者。因为只有它，不中断地活到了今天。 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就连一切不熟悉中华文化的人也无法否认。 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历史韧性，几乎变成了一种历史惯性。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存活，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什么侥幸和偶然了，而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命。 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我曾经概括出几十项。今天从中选了八项，用*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 中华文化长寿的**因：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 中华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化，体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上中华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如果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 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有极大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化的地域，在生态类别上都比较单调。 中华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很有感觉，颇为重视。虽然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可能独自抵达很多地方，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山海经》，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狭小的所在，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这证明，中华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因此这种空间幅度也就转化成了心理幅度。 于是，一种心理上的宏大形成了。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体量由边界来定。中华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一道道让人惊惧的围墙和隔离带。一边是地球上*密集、*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 这种内向的宏伟，让各种互补的生态流转、冲撞、翻腾、互融。这里有了灾荒，那里却是丰年。一地有了战乱，可以多方迁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沧海桑田未有穷尽。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其间主体当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中。即便在《诗经》中，也已经可以从字句间感受到浓郁的“人气”。在这个巨大群体中，绝大多数人都吃苦耐劳、积极谋生、长年不停。加在一起，集体能量无与伦比。 现代的研究条件，使我们已经有可能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了。先秦时期，人口就有两千多万；西汉末年，六千万；唐朝，八千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两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四亿……这中间，经常也会因战乱、灾荒和传染病而人口锐减，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为“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这庞大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使中华文化有了长寿的**可能。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因：从未远征，自守自安。 地域体量、人群体量所转化成的巨大能量，本来极有可能变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华文化没有做这种选择。这，首先与文明的类型有关。 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因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虽然也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核心部位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草原，是农耕文明“篱笆外”的空间，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那就是万里长城。而大海，由于缺少像地中海、波罗的海这样的“内海”，中华文化一直与之不亲。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伟大，却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侵略性。它们的马蹄，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又不知终点在哪里。它们的风帆，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却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终点还是彼岸，总在远方，总是未知，当然，也总是免不了剑戟血火、占领奴役。与它们相反，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程序，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这就是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千里远征。 二○○五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做主旨演讲时，曾经说到了中国航海家郑和。我说，他先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到达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占取当地土地的念头。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都没有，而且在心底里都没有。这就*雄辩地证明，中国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远征，也就避免了别人的毁灭性报复。纵观当时世界别处，多少辉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战中逐一毁灭，而且各方都害怕对方死灰复燃，毁灭得非常残忍。反过来说，哪种文明即便一时战胜了，也只是军事上的战胜，而多数军事战胜恰恰是文明自杀。我曾经仔细分析过古希腊文明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远征的史迹，证明他的军事胜利带来了希腊文明的式微。文明被绑上了战车，成了武器，那还是文明吗？文明的传承者全都成了战士和将军，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躯在异国他乡，文明还能延续吗？ 因此，正是中华文化不外侵、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内战，但那些内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争夺中华文化的主宰权，而不是为了毁灭中华文化。例如，“三国鏖兵”中的曹操、诸葛亮、周瑜他们，对中华文化同样忠诚。即便是那位历来被视为“乱世奸雄”的曹操，若从诗作着眼，他肯定是中华文化在那个时代*重要的传承者。因此，不管在内战中谁败谁胜，对文化都不必过于担心。 把中华文化放到国际对比之中，我们可以遥想一下被希腊艺术家多次描写过的“希波战争”。波斯即现在的伊朗，与希腊实在不近。再想想那个时期埃及、巴比伦、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任何文化遗址，都被远方的入侵者用水冲、用火烧、用犁翻，试图不留任何印痕。 总之，文明的中断常常与跨国远征有关，中华文化基本上避免了跨国远征，因此也避免了中断。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统裂之间，以统为大。 一个庞大文明实体的陨落，不会刹那间灰飞烟灭，而总是呈现为逐渐分裂，直至土崩瓦解。 而且，恰恰是大体量，*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中华文化的长寿，也与此有关。 照理，统一有统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难互相说服。真正说服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德国学者麦克斯·韦伯。他没有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他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但是，这两条大河都流经很多省份，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凭借着黄河、长江来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轻而易举。因此，仅仅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从大生态中寻找大理由，往往是文化阐释的起点。因此，我把麦克斯·韦伯看成是一流文化学者。 其实，早在《尚书》、《公羊传》、孟子、墨子、申不害那里，就一再出现过“一同天下”、“大一统”的观念，而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其中*重要的规范，就是统一文字。文字统一了，这个方言林立的庞大国家，也就具有了抵拒在文化上分裂的技术性可能。 本来，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各个方言系统的自立十分自然。但是，当文字统一了，一切官方文告、重要书契就让各个方言系统后退到附属的地位。何况，中华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著作早就树立了文字准则，中华文化也就赋有了统一的基座。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远不仅仅是文字。因此，秦王朝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还实行了一整套与统一相关的系统工程，例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道路，甚至统一很多民风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统的郡县制，取代了易立山头的分封制。这一切，看起来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为，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 必须指出，秦王朝统治者的“一匡天下”，完全是为了建立独家独姓的极权帝制，其间的种种残暴、蛮横令人发指，不应该获得太多颂扬。事实上，他们也早早地断送了自己的生涯。但是，历史还是留下了他们极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文化措施，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将哺育今后一个个追求统一的王朝。 在他们身后的两千年间，出现了大批着力于统一和着力于分裂的人，两方面都有很多极为聪明、能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相比之下，那些着力于统一的人往往更有远见，因此也更得人心。他们因大器而握大脉，控大局，是统裂之间的“大者”。由于他们，中国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统一；也由于他们，多数中国人在文化上养成了作为大国国民的心理适应。 正是这种心理适应，指引着历史的步履，使中国始终没有在分裂的泥潭中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