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论学

出走的生命
（2005年2月15日）
马英九（时任台北市市长）：
主讲人余秋雨先生，各位观众、好朋友们，晚安，大家好！
余先生从一九九二年出版《文化苦旅》至今已有十多年，光在台湾，就出版了著作二十七种，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同时，不止在台湾，包括香港、大陆、海外各地，他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次，他能拨冗再度来台湾巡回演讲，让台湾的读者欣喜莫名。
余先生其实无须多做介绍。那天看他的简历，知道他是余姚人。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家乡后来划到隔壁的慈溪了，使他现在在填写籍贯时，会踌躇不知选哪边好。我相信，这两个地方都会争取您，把您算在自己名下。
余姚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从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到更早的严子陵；现代人中，有《西潮》的蒋梦麟，有通才不输于余先生的沈君山校长。还有一位台湾人都熟悉的孙越叔叔，也是余姚人。余姚，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
余先生的“人杰”，靠的不光是他在戏剧方面的专业成就。他不仅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的会长，还是好几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兼职教授。*重要的是，自从他开始一连串的“文化苦旅”，这个领域突然变得无比热门。读过他的《文化苦旅》的人，都深深感受到了，何谓真正的“深度旅行”。他不仅仅在国内，还遍访了埃及、希腊、巴比伦、恒河的文明，写下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这两本书。
记得在二十五年之前，我从哈佛毕业的前一年，哈佛开始推动新的通识课程（Core Course）。其中除了常见的“科学概论”等课程之外，还有一门“外国文化史”，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今天很多人喜欢谈“国际观”，好像懂外语、常出国，就算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有国际观的人，应该是旅行社的导游了吧？导游当然也可以有国际观，但这并不是这个职业的必要条件。对于当代文化人来说，真正的国际观，就是在旅行中汲取各国文明的精髓。
因此，今天我们共同来聆听余先生的演讲。
一方面，我们希望看到这位大师级的文学家，如何把他非常丰富的生命经验和旅行经验，化成生动的语言向各位报告；另一方面，这个演讲也是今年台北书展开幕礼的一个仪式。台北是华文世界出版业的中心之一，每年出版三万多种中文书。跟大陆每年出版十八万册相比，台北只有六分之一，但从人口和面积的比例看，我们还算是很强的。我希望台湾出版界能继续努力，也十分感谢余先生愿意把他的作品拿到台湾来出版，让我们先睹为快。
*后，我向余先生承诺，今晚我一定会坐在台下听完全程，绝不“走挪”（闽南语“赶场”之意）。所以您放心，我会非常专注地全程聆听，说不定还会问问题。
祝福大家，谢谢各位。
余秋雨：
尊敬的马市长、高教授、王力行女士，还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以及今天在场外等了很久、排了长队才进入这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亲切。很多年前，这个剧场刚开张，我就在这里做过一次演讲。昨天，剧场的负责人根据当年留下的照片，居然在仓库里找到了这张木制的老讲台。今天搬来，把两场演讲连贯起来了。记得当年的演讲，我向大家报告考察文化遗迹的经历，这些年我走了更远的路，没想到这张老讲台还在这里等着我。
它似乎变成了一种约定，一种承诺。
那么，让我先谢谢这张老讲台。
按照主办者给我出的题目，我今天又要讲旅行了。但是，我想与上次的演讲有所不同，那就是把“旅行”这个概念上升到一个现代哲学的高度，称之为“生命的出走”，或者是“出走的生命”。
这个题目有点深，我可以借用刚才马市长的一个有趣说法作为破题。马市长说，我们主张的深度旅行，并不是把旅行*多的导游作为榜样，而是另有追求，那就是汲取我们不熟悉的其他文明的精髓。因此，旅行可以让自己原来比较狭隘的生命扩大、优化、提升。这也是对原来生命的突破和超越，因此是一种生命的“出走”。
原来的生命不是也很好吗，为什么要超越它而“出走”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平常的生命状态做一番检讨了。
一
我们平常的生命状态，看起来常常颇为风光，其实仔细一想，却非常局促。
原因是，我们每一步成长，都把生命缩小了，僵化了，封闭了。
这个判断很严重，我们不妨举一个经常可以遇到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大学里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在一般人眼里，他应该是地位不低的“成功人士”，但事实上，他大半辈子的生命格局已经越缩越小。回想当初，他考上这个大学，选定这个专业，令人称道，但也必须承认，他是在基本不懂事的年月，为自己限定了终身职业。此后，他每次升级，都让这种限定越来越狭窄。他的博士论文专攻南宋后期文学，以后又集中研究当时的一位诗人刘克庄而成为教授。几十年来，对于这个很不重要的研究对象之外的任何内容，他绝不沾手。
这样的“成功人士”，很有典型意义。他早早地把生命铸定在一个模板里，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待遇。即使地位和待遇都不低，但生命的格局和活力实在是太小了。
许多公务员、企业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果说，这位学者把自己的生命锁在南宋后期文学的一个单人小圈子里了，那么，许多公务员和企业家则把自己的生命锁在职业、单位、公司和层层人际关系里了。官职越高，财富越大，他们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越加自信，越加固执。他们的生命，不再出现断灭、脱离、逃逸、自叛，因此，他们越来越没有精神自由的空间，越来越没有从头选择的可能。
按照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没有选择，就没有自主的生命。
因此，茫茫人海，匆匆脚步，都是缺少自主生命的大汇聚。这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哀。
其实，不仅仅是个人。世界上有些地区，有些族群，有些党派，长期处于“伪封闭”状态，有的甚至出于某种政治理由而选择自我隔离，这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二
这种生命状态，除了局促之外，大多还相当虚假。例如前面所说的那位南宋文学教授，毕生的固守究竟有没有新发现、新观点？即使有一点，对文学史有没有价值？而且，是否有读者关注，是否有学生知道？
但是，就凭着这种几乎无意义、无价值的所谓“专业行为”，他被社会恭敬地优待了几十年。围绕着他的重重叠叠“学术指标”，他全都通过了，因此在我看来，那一些也都是“伪坐标”。
这种“伪坐标”，在官场、商界和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屡见不鲜。那么多的标牌、口号、规划、故事，到头来究竟留下了什么？不少人，直到离开那个部门，那个单位，才知道以前自己相信和沉迷的一切，是多么空洞不实。但是，在没有离开之时，这些“伪坐标”却是精神依靠。凡是“伪坐标”特别密集的地方，那里的人也往往特别激动，特别偏仄，就像是被洗了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好选择。
种种“伪坐标”为了自保，还会不断地挑起各种争斗，使周围四分五裂。以我自己半生的观察，生命状态的局促和虚假，一定是与好斗连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尽量摆脱。
如何摆脱？唯一的办法是“出走”。
是的，劝导没用，争辩没用，只有让自己离开那些系统，那些坐标，接受陌生，接受未知，生命才有延伸的希望，精神才有拓展的可能。
跨出**步很难，但是只要勇敢地跨出去了，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后面的跨越也就比较自然了。几度跨越，你也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三
就这个问题，我想说说自己的体会。台湾朋友以为我所说的“出走”就是从《文化苦旅》开始的旅行，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几度“出走”。没有前面的那些“出走”，也就没有《文化苦旅》，以及后来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
**次真正的“出走”，是被迫的。
虽然是被迫的，而且非常艰苦，但还是从根本上拯救了我。由此，我对“出走”情有独钟。
那是在“文革”灾难的高潮期，极左的恐怖铺天盖地，我父亲被造反派暴徒关押，我叔叔被造反派暴徒逼死，全家衣食难继，而我是大儿子，本应挑起养家的重担，但自己又被学院里的造反派包围。当时的感觉，是四周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处可以讲理的地方，天地倾覆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又发配我们到农场服苦役，没有结束的期限。我就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背着箱子来到了被大雪覆盖的陌生土地上。**个活儿就是敲冰填湖，冻僵的赤脚立即被芦根割破，血水在泥水中泛动。
这实在是够艰苦的了，但是如此劳动了两个月之后，我心情反而好了。
原因是，我发现，“文革”灾难虽然来势汹汹，但主要发生在城市，而在广阔的农村，基本未受感染。那些极左的逻辑，对于辽阔的土地、繁忙的农活，完全不起作用。我们不能不服从一种强大无比的天地逻辑，犁田、插秧、灌溉、施肥，一个环节也松懈不了，几天农时也耽误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文革”的霸气变得又远又淡，那些口号和标语，在田野长风中留不下一丝印象。我一次次从庄稼丛中直起腰来挥汗看着城市的方向，确证无疑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地，并没有接受“文革”。
再想下去，城市的接受也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很低，城市里的政客不管闹腾什么，都离不开农村的粮食棉麻供应。在农村的眼光里，那些吵吵嚷嚷的政治运动，全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折腾出来的。长年的劳动使我也已经习惯于以农村的眼光来打量世间，因此，“文革”逻辑在心中已萎若游丝，而生态逻辑却变得无可置疑。结果，我从一个政治运动的受难者，转身成为一个屹立原野的男子汉。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熨帖大地的生态文明，仍然是我思考人类文明的基准。
由此证明，即便是被迫的“出走”，灾难中的“出走”，也能给生命带来巨大转机。
我相信，在座各位不会遭遇与我相似的灾难了，但是我的经验也许对大家还是有用，那就是：无惧“出走”。*大的困厄，也可能在“出走”中解脱。
我的第二次“出走”，就是主动的了。
那是在“文革”后期，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动向，我们也已经从农场回城。我通过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私人关系，冒险潜入外文书库，独自编写《世界戏剧学》的教材。这不仅是在行动上，从热闹的校园“出走”到了很隐秘的书库，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出走”。当时很多文化人已经不满意极左的文艺专制，但是人类*优秀的文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不太清楚，因此常常出现“五十步笑一百步”，以“老左”批“新左”的现象。我为了挣脱这个圈子，“出走”到了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狄德罗、歌德、雨果、黑格尔面前，向他们一一请教。这次“出走”的结果便是写出了厚厚的《世界戏剧学》，出版至今数十年一直是大陆在这个领域的唯一权威教材。这也可以说，我带着中国戏剧教育事业整体“出走”了。
在这里我可以骄傲地说一句，什么时候台湾朋友如果看到完全达到国际水准的大陆戏剧、电影、电视，请不要惊讶，因为那里很早对世界戏剧学已不陌生。
在灾难时期潜入外文书库编写《世界戏剧学》这件事，使我在上级选拔院长的民意测验中三次名列**，当上了院长。院长也算当得不错，证据是文化部有很多表彰，师生们有很多记忆。但是，院长说到底是一个行政职务，而我对行政架构是不愿留恋的，一心还想着重返文化，因此势必面临着一次新的“出走”。但是，这次“出走”，并不仅仅是从行政职务返回原来的文化生态，同时也要对原来的文化生态挥手告别，也就是需要两度“出走”。于是，我在艰难地辞职之后，孤独地来到甘肃高原。
这次“出走”的幅度比较大，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文化苦旅》的出现。
算起来，这是我的第三次“出走”。
第三次“出走”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一切真正重大的“出走”必然是孤独的，但是如果真正重大，总会有一天从者如云。这次从甘肃高原起步的“出走”，使我拥有了全球华文领域的无数读者。
但是，“出走”没有终点，即便是众口交誉的“出走”，也不应在半道上结茅定居。按照宏观思维的必然逻辑，我应当把《文化苦旅》延伸到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因为如果不延伸，原来的“出走”也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局促。
这是我的第四次“出走”，也可以说是从《文化苦旅》“出走”。这次“出走”充满了生命危险，因为我要亲自去贴地考察人类各大古文明遗址，而这些遗址有很大一部分正被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所控制。
这就是说，“出走”是为了扩充生命格局，但也极有可能摧毁生命存在。
因此，“出走”，不只是游山玩水、访古探幽，而是一个不惜舍命的悲壮行为。
当我走过数万公里惊险行程，并以《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告知世界后，国际间很多重要会议都来请我前去演讲。这是我的责任，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世界上能亲自走完这一行程的学者，还寥若晨星。
如此极致型的“出走”，由中国人完成了，我有点小小的得意。
四
如果不是一次次“出走”，我可能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永远自傲、永远牢骚，却也拿不出多少实际成果的文人。但是，因为“出走”，我从精神上摆脱了局促，成了一个田野男子汉，一个国际教材编写者，一个高校的领导者，一个文化遗迹的现场阐释者，一个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讲者……我如此罗列，并不是为了显摆，而只是想说明：这个“出走”后的自己，对“出走”前的自己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那么也可以说，“出走”，就是寻找一个陌生的自己，塑造一个陌生的自己，然后，享受一个陌生的自己。
这个陌生的自己与以前的自己相比，*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很多人以为，可能是见识比以前更丰富了。
但在我看来，这只是枝节。*大的区别是，比以前更善良了。或者说，由小善变成了大善。
当你从原来固守的框范“出走”，首先抵达的，是原先并不熟悉却十分提防的邻居地盘。在这样的地盘略作逗留就会知道，以前“以邻为壑”的思维习惯是多么狭隘。然后，“出走”的范围越来越大，体察他人的气量也越来越宽，渐渐明白了“人人命运皆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这不仅仅是对人，还包括对不同的理念、宗教、习惯、风俗。怪异不再怪异，鄙夷不再鄙夷，分歧也能容忍，对立亦可通融。在这种情况下，对立、争斗、互毁的情绪逐步消退，同理、同情、互助的心向逐步增强。时间一长，人间的怨隙之墙便一一被穿越、被瓦解了。由此，大善也慢慢抬头四顾，展颜而笑。
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在现代世界，封闭是邪恶之源。封闭者总是欺骗被封闭者，外面全是邪恶，因此不可开放，不可出走。但是无数事实证明，邪恶大多在封闭体之内，而不是之外。如果封闭体一时打不破，那就不妨把自己当作一把小小的斧凿，以独自“出走”打开几条裂隙，放进一缕光、一阵风，事情就有了希望。
依我自己的体会，在几度“出走”之后，心性会有巨大提升。现在，我只要在看国际新闻时看到那些自己曾经艰难抵达的地方又陷血火，就会立即想起在那里结交的朋友，在那里路遇的老人和孩童，心生不忍。我走的地方实在太多，因此一幅世界地图也就变成了情感地图，而且，常常变成悲情地图。随之而来，身边小范围的种种纠葛、矛盾、纷争，已经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大空间转化为大善良，变大了的生命格局因为拥有了善的核心，也就呈现出大慈大悲、大雄大健。
从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出走”，近似于佛教所说的通向彼岸的普渡慈航。
把事情缩小一点看，即便在学术文化领域，由于一次次“出走”，领受了大量陌生而又精彩的学说，欣赏了各种奇特而又新颖的作品，我也就不会再陷入观点对抗、学派争论，更不会赞同在这方面的极端言论、恶语相向。世界多元，文化多元，一切通路都纵横交错，各领风采，为什么要在心造的独木桥上各不相让？说实话，我有时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口才很好的评论员，也就是俗称“名嘴”，总是哑然失笑。心想：“何苦如此水火不容、剑拔弩张？这个问题，康德早在二百二十年前已经解决；那个争辩，朱熹早在八百年前已经摆平。”我坚信，成天挖沟垒墙、制造对立的那些文人学者，亟须在学术文化上不断“出走”，才会知道，历史并不是从他一知半解的生命开始的，他完全不必站在小角落里激愤不已。
五
在这个演讲结束之前，我还想就近说一点有趣的感想。
很长时间以来，两岸对立着，彼此臆想着对方的一切。记得好些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台湾发布的几个行政文件，用的是半文半白的“文牍体”，我从语文的角度觉得台湾文化完了。直到我读到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余光中先生的诗，才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正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白先勇、余光中先生读到了我的散文，也大吃一惊。尤其是白先勇先生，他是首先“出走”到大陆的著名文化人；然后，也是他，千方百计张罗让我从大陆“出走”到台湾，演讲、出书、交友。一来二去，两岸看到了生命化了的对方文化，消除了大量误会，产生了无言的亲近。
回想当初互相封闭之时，彼此把对方想象成“水深火热”，一切情绪都由这种想象延伸。等到终于在文化上沟通，两岸的作家和读者凭着同一种文字的微妙感应，在情感上出现了真正的“水深火热”，不离不弃。
这本身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说明从互相封闭中互相“出走”，由不期而遇到登门入室，实在能化解世上太多的误会。我每次来台湾总能被炽热的友情融化，但在交谈之下，也发现有些读者对大陆的情况还知之甚少。为此，我总是鼓励大家尽快出行，希望我在台湾的读者有一个更博大的生命。
文化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引导自己和别人从局促中走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