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书

　　《管中窥书》：　　许多熟悉施蛰存先生的人，都知道施老有“四扇窗”的典故，妙喻自己一生治学的四个不同领域，即：“东窗”是古典文学的鉴赏，“南窗”是现代文学的创作，“西窗”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北窗”是金石碑版的研究。　　其实，施蛰存涉及的领域，还远不止这“四窗”。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施蛰存的一生，毋论从人生经历还是文化成就而言，都可谓相当的丰富。他寿近期颐，自一九○五年出生至二○○三年辞世，九十九年的生涯，使他成了文坛上一颗长明不灭的璀璨之星。他在中学时就发表小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创作了多篇小说引起文坛的关注，成为我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当时他很年轻，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和戴望舒、杜衡这“文坛三剑客”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地下革命的宣传，为此他们“三剑客”还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通缉……　　玩文学而不忘革命，这就是当年他们几个年轻人的梦想。那时，已是共产党人的冯雪峰也和他们关系密切。一次戴望舒、杜衡和施蛰存正在松江老家“避风头”，不料接到冯雪峰的北京来信，说他有一个“窑姐”要赎身，想借四百元钱，打算带她一同南下。施、戴得信后很疑惑，没想到雪峰竟也会有此“浪漫故事”。他们当时囊中也没几个钱，但一想到不能不救朋友于“火坑”中，施蛰存只得立刻四处筹钱，匆忙凑得四百元汇去后，果然没多日冯雪峰来到了上海，但身边并没有带什么“窑姐”。原来是冯要帮助几个被通缉的革命青年离京，不便明说才编了个所谓“窑姐赎身”的故事。现回忆起来，也不啻为一则令人发笑的文坛佳话了。　　自那以后几年，冯雪峰住在虹口，而施蛰存恰好也在虹口和刘呐鸥、戴望舒办书店，于是，他们走得更近了。　　说起施蛰存与虹口的渊源，主要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他和朋友在虹口先后办了三个书店的故事。那时自日本回来的刘呐鸥，住在虹口江湾路六三花园旁弄堂内的一幢单间三楼小洋房里，戴望舒和施蛰存也经常去玩并住在那。年轻人闲来无事，除了游泳、跳舞、看电影之外，他们就聊聊文学。一天，刘呐鸥突然提议，由他来当老板，办一本同人刊物再开一家书店吧。过去所谓的书店，还兼有小出版社的功能。可以卖书，也可以出版杂志或丛书。提议获肯后说干就干，于是他们在四川北路、西宝兴路口开了一家只有一间店堂的“**线书店”，招牌也是刘呐鸥自己所写，自左至右横写的宋体美术字。而出版的刊物，由于他们并无严格的定位，只是随着各自的兴趣，写什么文章就登什么文章，所以刊名就叫《无轨列车》。那时鲁迅和茅盾等都住在离他们不远的景云里，冯雪峰经常过访了景云里之后再顺便到刘呐鸥处闲聊，他们也向雪峰求稿，于是《无轨列车》的创刊号上，就有了冯雪峰的那篇《论革命和知识阶级》。施蛰存后来回忆说，《无轨列车》一共印行了八期，大约雪峰的这篇，算是*重要的一篇文章了。　　然而，**线书店开张了没几天，就有警察前来查问，由于没申请登记也无背景，结果只一个多月就被警察以“有宣传赤化嫌疑”而“暂停营业”了。　　几个年轻人不甘心，接下去他们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公益坊，又开了第二家也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水沫书店。这次他们吸取上次教训，不再设门市部了。只是在公益坊内租了一幢单开间二楼石库门房屋，楼上前间是办公室，后间则给两个跑腿学生做卧室；楼下前间是营业室，兼堆存印书纸，后间则给帮他们做后勤杂务兼管做饭的宁波夫妇当卧室。起初，施蛰存还在松江教书，他总是星期六下午过来，星期一再早车回松江。后来水沫书店要出版的书日渐增多，戴望舒忙不过来，遂要求施蛰存和杜衡全力以赴。于是，施蛰存只得辞去了松江教职，带着新婚妻子一同来到了市区虹口，他们和杜衡夫妇一起合租在东横浜路的大兴坊五号，一幢一楼一底和一间亭子间的房子，施蛰存夫妇就住在亭子间里。这里距水沫书店不远，与景云里更近，就是贴隔壁的一条弄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