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随笔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译文随笔)//2020新定价

　　说起平衡物　　《纽约客》编辑阁下：　　我注意到贵刊二月四日那期刊登了理查德·洛克里奇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他充当平衡物的生涯。既然你们在贵刊的前几页为这种可疑的文字开绿灯，我就准备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我也有过一个平衡物，如果我能在两千字内想起来的话，就算是给你们省事了。跟洛克里奇不一样，我没有扮演过平衡物的角色——我获派的角色是在杠杆的另一头。此事发生在很多年前，在西雅图，那是一处边疆的定居点，三十万人生活在雷尼尔山的阴影下。在我所待的那段时间里，这座山从未投下任何阴影，然而随时准备好这样，它想要的，只是不亏不赚而已。我当时也根本没有投下任何阴影，不过我在一家报纸——《时报》——找了份工作，朋友给我介绍的，他肯定是把我吹上了天，因为城市版编辑约翰斯二话没说就要了我，还因为刚开始每星期给我开四十元而道歉。我从未做过称得上为报纸做报道的任何事情，也不相信《时报》会打算一星期给我四十元——想着那是我的朋友和约翰斯联手开的玩笑，然而不是开玩笑，那就是处于狂欢节情绪下的西北部濒太平洋地区的做事风格。　　结果证明，我作为记者是百无一用，干了十一个月就被炒掉了，不过是在我跟平衡物有了一次缘分之后的事。　　约翰斯很快就意识到用我时，有种独特的麻烦。尽管我时间观念强，又讲条理，但是我不知道“控告”这个词，电话上什么也听不明白。如果那些“特派记者”——他们是这样叫的——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说话，我完全可以听明白，可是他们全都紧张兮兮的，非要按照“波士顿里的b”、“芝加哥里的c”那种方式，什么都这样拼，拼的时候，我一个单词也听不明白——我得听到这个词本身才行，我想我也有权听到。在电话上听一篇报道时，我会听糊涂，把“波士顿”或者“芝加哥”写下来，慢慢就听不明白了。不管怎么样，约翰斯看出来*保险的，是让我远离电话机和法庭，让我写点专题文章，这样的话，除了打字机上的空格键位置，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在西雅图，专题文章根本没有素材匮乏之忧。另外，《时报》习惯刊登关于自己的专题文章，只要有机会，而机会则是每天都有。我从来没见过哪家报纸对自身如此津津乐道——它就像一位中年作家一样，本身就有不少趣闻逸事。在我任职期间，《时报》找到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关于报纸本身的专题文章，我觉得真是创意无限。只不过是报纸出版人C.B.布莱森上校向市里捐了一座大型钢制红绿灯，将其竖立在《时报》大楼的前面，挡着每个开车人的路。每天，这座红绿灯都会被一辆小汽车或者卡车撞倒，一位记者（通常是我）就会冲下去，就这次事故写篇专题文章，并提及这座红绿灯是由《时报》的出版人所捐赠。开车人很少受伤，所以允许记者用开玩笑的轻松口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