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传情--丁景唐藏书考辨

本书特色

★16开精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丁景唐（1920-2017），著名文史学者、出版大家，曾任《小说月报》、《文坛月报》编辑，《文艺学习》主编。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二届副主席。
★丁景唐藏书丰厚。其藏书多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革命文学的珍贵史料，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记述了大量的文坛史料，涉及众多左翼文学界名人，不仅具有珍贵的资料性，更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丁景唐（1920-2017），著名文史学者、出版大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小说月报》、《文坛月报》编辑，《文艺学习》主编。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二届副主席。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二十卷本），著有《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等。

丁景唐藏书丰厚。其藏书多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革命文学的珍贵史料，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书为其子丁言模在丁景唐指导下，对其父藏书版本、来历、传播等文史信息的考证、辨析的文字结集，亦可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一部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出版的传播史。

丁言模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十数年悉心考辨，讲述藏书版本源流、著译者轶事，著文百余篇，并收录书影百余幅，汇集成书，既是对丁先生的纪念，也堪为中国出版史的一份私人视角的回顾。
 
全书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卷，计“诸师絮语”“左翼闪烁”“文坛札记”“外文散叶”“译介绿廊”“艺苑纷呈”“史林独步”“民谣韵律”“家父之窗”共九辑，并收录丁景唐先生遗言为代序。

内容简介

本书为其第五子丁言模, 在丁先生指导下, 对其父藏书版本、来历、传播等文史信息的考证、辨析的文字结集, 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的传播史。其藏书多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革命文学的珍贵史料,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子丁言模在父亲的指导下, 经十数年悉心考辨, 讲述藏书版本源流、著译者轶事, 著文百余篇, 并收录书影百余幅, 汇集成书。全书七十万字, 分上下两卷, 计“诸师絮语”“左翼闪烁”“文坛札记”“外文散叶”“译介绿廊”“艺苑纷呈”“史林独步”“民谣韵律”“家父之窗”共九辑, 并收录丁景唐先生遗言为代序。

前言

丁景唐遗言（代序）
（这是家父丁景唐生前写的两篇序文摘录合并而成的，两篇序文先后写于2013年初春、2016年8月的上海华东医院，原载丁言模：《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丁言模：《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老来多新知，英彦终可喜。”这是我手书陆放翁的诗句，贴在我家石库门三楼的书橱玻璃门上，自赏自乐，心底宽广，安逸晚年。
       一日，五儿言模谈起家里藏书，想撰写一本藏书版本研究之类的专著，我一听大喜，鼓励他早日写出来，这是对我半个多世纪搜寻鲁迅、瞿秋白等人物资料的小结之一，也成为言模搞的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的第7本。
      查书、借书、买（淘）书、看书、品书、写书、审书、出书、送书、藏书，这是我大半辈子的主要生活乐趣。记得17岁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读书时，我买不起书，就到申报图书馆（后改名量才图书馆）、蚂蚁社图书馆借书，饱览所喜欢的文学作品。以后，我又从图书馆跑到街头，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望平街（今山东路）一带、北四川路横浜桥、爱文义路（今北京路）王家沙等上海滩旧书荟萃之地“淘”旧书。我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少。今天想起来，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瞿秋白等人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得自那时的经历。到图书馆查书目、借书，是熟悉各种版本的好机会；到旧书店（摊）翻书、淘书，听听那些内行人的议论，更是增长知识的途径。偶尔遇到心爱的廉价书，也买得一二本，不久，倒也收集了一些鲁迅的著作。
     1937年冬天，我毅然投入抗日洪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学协”）。次年春天，担任“学协”的中学区干事，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那时我们办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每月出几角钱，铢寸累积，陆续购买斯诺的《西行漫记》《战斗中的陕北》和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等等。20卷本《鲁迅全集》开始预约，但是哪里来的钱购买呢？我们读书会里一个同学郭锡洪（又名郭明，1939年入党，王楚良调到“文委”工作后，组织上调郭明协助我编辑《联声》。解放初，郭明任华东文化部副科长，1951年积劳病故），家境条件比较好，我们怂恿他去问他父亲要钱，用8元钱预定了一部普及本《鲁迅全集》。当郭锡洪拿着红色封面布脊的20卷《鲁迅全集》时，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竞相传阅。
     40年代，我与王楚良（1934年参加左联，翻译A.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和辛克莱《不准敌人通过》等，“文革”后在中国外交学会工作）负责编辑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会刊《联声》，我写诗歌、散文，写得多的是短评杂谈之类文章。这时我再读鲁迅杂文，倍感亲切。
     那时我设法弄到一部何凝（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这是我次看到瞿秋白的文章，他对鲁迅杂文的精辟分析，使我受益颇多。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全部租界后，《鲁迅杂感选集》和其他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著作和《西行漫记》等付诸劫火。
     1946年10月19日，文协等12个文化团体发起在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召开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在会上作了演讲。次日，举行鲁迅墓祭，我们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有不少会友参加了这两次纪念活动。我曾保存一位女青年（已忘了姓名）为鲁迅逝世10周年墓祭拍摄的一组珍贵照片。其中沈钧儒、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在场的两张照片，1981年冬天，我作为黄药眠为团长的中国作家团成员，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时，赠送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并在1982年1月5日香港《新晚报》上刊登。
     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期间，恰好20卷本《鲁迅全集》再版出书，我用当时得到的一笔稿费买下，还买了《鲁迅书简》，成为我以后有目的地搜集鲁迅著作不同版本的起点。
     那时，我出于对烈士的敬仰之情，已经开始收集瞿秋白等人作品。但是在白色恐怖环境里，收集的材料有限。解放后，随着革命文物大批发现，见到了许多过去渴望而见不到的革命报刊书籍和图片，逐渐积累了一部分资料。
     1954年，我在方行（上海市检察署副检察长，后任文化局副局长）家里聚餐时，首次认识了瞿秋白烈士夫人杨之华。当杨之华得知我和方行在编写《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时，非常高兴。她回北京后，寄来了有关材料，并与我和方行经常通信，可惜这些信件在历次运动中遗失了。
     认识杨之华之前，我已经开始阅读和收集瞿秋白著作和译文，陆续编成《瞿秋白文学著作翻译书目》。1955年4月1日，上海市人民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市图书馆）特地油印了50份，正文前附有我写的“前言”。这是我早年研究瞿秋白时编写的本小册子，见证了我那时的研究活动。但是，这珍贵的油印本我没有保存下来，以为再也见不到它的原貌。今年春节期间，“忘年交”金峰突然告知，已在网上花钱购得这油印本，并且特地送到我所在的华东医院。我惊喜不已，小心地翻开这油印本，看到我写的“前言”，记忆闸门猛然打开了……
     1955年至1957年，我有系统地整理、研究瞿秋白笔名、别名，初编写的《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分为两次发表于《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期，并且着手编写《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
     1959年1月，瞿秋白诞辰60周年之际，经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批准，我和方行（文操）合编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后部研究瞿秋白的学术专著，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内外学者研究瞿秋白和搜检有关资料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我以鲁迅日记作为考证、研究鲁迅与瞿秋白之间关系的有力依据，以此顺藤摸瓜，进一步挖掘资料，触类旁通。我撰写的《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以后多次再版。这是解放后部研究鲁迅、瞿秋白及他俩交往的论文集，其中一些重要结论，至今仍有一些指导意义。随着我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以后陆续出版《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与瞿光熙合编）、《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和《殷夫集》（与陈长歌合著）、《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与王保林合著）、《瞿秋白研究文选》（与陈铁健、王关兴、王铁仙合著）等。我写的大量重要文章收录在《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958年到1962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后调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期间，得到当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领导人李俊民、蒯斯曛等支持，和周天合作，先后影印了两批40余种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其中包括已成为海内孤本《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以及其他罕见的珍贵文献。1962年后，我又选定了第3批影印目录，范围较大，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刊物之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另外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刊物，可惜后来由于来自上面的“左”倾思想的重大干扰，第3批书目只印了几种，不得不中止了。
     “文革”后，我复出工作，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1980年为了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我以自己藏书作底本，影印当年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重印《前哨》《文学导报》等这批影印书刊，不仅保留了已经在战火动乱中散佚无几的珍贵资料，为各层次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文献珍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我还主持影印抗战前赵家璧主编的1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并主持编纂2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此后，我继续为编纂此大系奉献自己的力量。影印旧书刊和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艰辛工作成果，成为我一生编辑生涯中为倾心的两件事。
     我长期从事宣传、文艺、出版工作，坚持研究鲁迅、瞿秋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为保存、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资料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我有一些珍贵的初版本，或是无意中淘到，或是朋友赠送，或是请朋友百忙之中留意买到的，或是与朋友交换的。凡是我中意的书籍版本，我都要盖上自己的章印，有时随手写上几句说明和时间，许多书籍中至今还保留着当初购买书籍的发票。这些都是搞版本学的一部分，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旁证。果然，言模撰写此书时，不断向我汇报情况，他凭着这些不可多得的当年各种旁证和线索，依此查找，用“滚雪球”的办法，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
     我曾写过一文《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版本学目录学在我国有书以来的历史上有着极好的传统，版本目录、书籍校雠从来就得到学者的重视。解放前，一本书的出版、再版、改版，公开的、私印的，乃至盗版的，都应该受到重视，搜集、研究鲁迅著作版本是研究鲁迅思想、著作、生平等不可缺少的方面，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出版史的重要一面。这些同样适用于瞿秋白研究领域，言模已经在默默地开垦这块“处女地”，此书便是一个尝试。
     我96岁了，由于长期研究左翼文学，迄今依然感兴趣，特别是新资料、新观点。
     去年秋天，言模完成瞿秋白研究丛书第7本书（原拟写10本，因故暂且中止）以及张太雷研究丛书4本书之后，说起想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的老本行。
     左联会址纪念馆副馆长何瑛来看望我时，谈起“虹口记忆”的工作思路，这是一个宏伟计划，牵涉到虹口区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发展、城市更新、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民风民俗等文字和口述的记录等，并使之服务于如今虹口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及精神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
     言模的研究课题主要对象是左联刊物和左联解散后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述评的主要对象也是左联（进步）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而且每个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编辑、撰稿人的人脉关系长链分别以不同方式链接左联盟主、左翼文化运动的首要代表人物鲁迅（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对于研究左联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研究课题可以纳入“虹口记忆”的系统工程，我们便与何瑛一拍即合。并且，我们进一步设想这个课题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丛书工程即“解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期刊”，现在呈现给各位读者的这本书便是这一工程的成果之一，以后还要牵涉到各种左翼（进步）文学期刊，包括文化理论、戏剧、电影、诗歌等各种期刊，包括左联成立前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
     我也有一个“虹口记忆”，曾写下《长忆虹口少年游》（未刊稿），把虹口比作“我的第二故乡”。我11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住在虹口区鸭绿江路周家咀路三昇里，第二年搬到附近的狄思威路常乐里，直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才离开那里，前后住了6年。1937年底，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学协”），193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原来是窦乐安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3月2日，左联在那里宣告成立，鲁迅前去参加并演讲，在此前后鲁迅又去过两次该校并演讲。左联会址纪念馆与鲁迅纪念馆很近，“文革”前后，这两处我曾去过多次，与新老朋友相聚，参观、开会、合影留念，我还提出过各种建议，心情很是舒畅。
     言模撰写这本书时，经常向我汇报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新的发现。其中《文学新地》发表的艾芜短篇小说《太原船上》，他因被捕入狱，由沙汀转交发表，艾芜始终未能见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听说“上海曾重印一批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在全国文联大楼展览，其中就有登载《太原船上》的《文学新地》，作者署名乔诚，这是沙汀同志取的笔名。”艾芜马上请夫人王蕾嘉抄录《太原船上》。艾芜说的“上海曾重印……”正是我主持的批影印本，具有抢救现代文学史、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化史等有关资料的重要意义。
     这种“抢救”意识也体现在许多有关专业书籍里，其中就有两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后再版）等专业工具书和有关辞典，有关专业人员已经利用高科技手段，在网络平台上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数据库。同时，对于这些文学期刊的研究工作也有许多可喜的成果，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层面评述了许多中国近代、现代文学期刊。复旦大学姚福申教授撰写的《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中国有关编辑方面的文史知识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介绍了大量的书籍刊物。
     由于诸多原因，迄今还没有出现有系统、深入地研究20世纪20、30年代的现代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专著，固步自封的陈旧理念、扫描式的点评、散点式的研究，已经跟不上新世纪的社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因此，言模尝试以“解读”的形式评述那个年代的现代文学期刊，牵涉社会背景、创刊的宗旨、编辑的思路、撰稿人的心态，引起争论的风波，与其他刊物之间的不同关系等。其中评述这些期刊发表的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译作是个重点，也是难点、疑点，不仅要把评述的诗文作品放在作家生平创作活动的纵横交叉点上，还要顾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阶段性的特点，才能逐渐探寻这些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其中有许多作者使用临时性的笔名，难以考证，势必产生各种影响。
     言模利用我的丰富藏书，长期收集的大量文史资料，以及各种老版本的珍贵报刊书籍，耐心地挖掘鲜为人知的文史资料，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空白，努力走近这些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和革命者，试图还原那时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真实面貌。但是，本书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冰山一角，亟需刻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大胆地开拓思考空间，竭力提升述评水平，还有大量的艰苦、繁琐的工作摆在面前。需要长期甘愿寂寞、枯坐冷板凳的勇气和毅力，脚踏实地，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才能逐渐接近这个理想的目标，我也希望更多的有志向、有魄力、有意志的年轻人投入这项工作。
     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夏衍、田汉、周扬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别占据重要地位，张天翼、王任叔、聂绀弩、欧阳山、艾芜、沙汀、周立波、周而复等左联（进步）作家当时都很年轻，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们以不同的形象先后出现在言模的这本书里，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以及许多难解之谜。
     那时的左翼期刊反映了左翼文学家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政治信仰、思想情绪、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写作动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倾注在这些左翼（进步）文学期刊发表的文章里。这些左翼（进步）文学期刊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联等组织进行文化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包括针砭时政、抨击反动统治、呼吁抗日救亡、建立联合战线，以及运用各种方式传达党组织有关重要指示等。
     其中，《海燕》策划刊登抗日救亡的报告文学并不是偶然的，与当时的新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临委”（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有着密切关系。《现实文学》刊登冯雪峰起草、鲁迅点头同意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引起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高度关注，撰写专文，影响深远。张天翼、欧阳山、王任叔等人发起的小说家座谈会、创办《小说家》月刊，试图打破“两个口号”论争引起的双方之间的隔阂，这与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等人有关联。这些都是过去未曾涉及的“空白”，此类例子在本书里比较多，读者可以细细品味。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徐懋庸、曹聚仁主编半月刊《芒种》，策划精妙，不着一个字的“刺汪”（汪精卫），成为那个年代左翼期刊“无字的评论”的一大“杰作”，但是一直被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类似的例子很多，各位读者不妨先看看这本书的目录，其中有这本书介绍的十几种期刊的简要内容和精彩“闪点”。左翼期刊的出版、发行，不得不提到当时一位精明的上海群众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1898—1969），这是迄今还未能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过去写的大量的重要文章，收入于我的《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除了研究鲁迅、瞿秋白论文之外，还有《茅盾关心文学青年——三十五年前的一次会见》《郭沫若书赠我的〈咏梅〉词字幅》《关露同志与〈女声〉》《怀冯雪峰同志》《难忘的一面——忆王任叔同志》《九二岁暮访巴金》《懒寻旧梦二三事——忆念夏衍同志》《忆念胡乔木同志的三件事》《忆念赵家璧同志》《忆念吴朗西先生》《胡绳谈〈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中的杂文〈报复〉》，以及《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校订稿）》《〈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校对记》《十年辛苦非寻常——〈出版史料〉创刊十年随感》等文。这些文章的内容或多或少出现在本书里，并且得以延伸、补充、发挥，渗透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里，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我感到很欣慰。
     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我身体健康的新老朋友，也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言模的朋友们，祝大家工作顺利，健康快乐！

节选

作者简介

丁言模，丁景唐第五子，专治左翼文学研究，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有精深研究。著有《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系列丛书，专著《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张太雷传》《瞿秋白、鲁迅等人往事探秘》《瞿秋白与书籍报刊》《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