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精神孤岛:我们和我们的精神世界

拖延症：死线之前的逍遥法则 　　拖延症向来都是勤快人的专利，时间对懒人来说一马平川，生活里没有Deadline等着他去“跨栏”，如同马克·吐温说的“后天能做的事，就别赶着明天做了”，但是拖沓并没有阻碍他成为短篇小说之父。同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荣誉客座教授，当代哲学家约翰·佩里 (John Perry) 在思考、写作、授课的同时，还不紧不慢地主持着一档粉丝无数的广播节目《哲学清谈》。 然而，在这背后隐藏着他成功的秘密，作为一个资深拖延者，他从一片哗然中脱颖而出，把其拖延秘诀的口号印在T恤上在网络售卖，在提出其独特的拖延理论十五年之后才写成书。甚至，连他写的《拖拉一点也无妨》也成了他拖延时间，不批改学生作业的理由。这一切也挡不住全球拖延者的口口相传，《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联袂推荐让他人气爆棚，小册子的传播速度远超他诸多的哲学沉思录。如果约翰·佩里得到了畅销的喜讯，也许会笑嘻嘻地说：“拖延只是时间在作祟，出版专著挡不住生活的逍遥。” 正向拖延：怠慢一事，促成多事 习惯拖延的人往往心里都有一座与他行事节奏相伴的专属时钟，从酝酿到完成的过程夹杂了多重任务，一个人的“冷思考”缓冲占去了绝大多数时间，所以才在他人眼中造成了不紧不慢的假象。作为资深的拖延者，约翰·佩里提出过“结构化拖延法” (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这门利用拖延成就工作的艺术，看似消极却能反过来为你服务，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为拖延者平反。 佩里眼中的拖延并不等于接手了任务之后什么都不做，而是积极地处理一些看似不急迫的事情，逃避做更重要的事情，把它们放在*后压轴解决，也足以证明足够重视。人虽然是理性动物，但意志薄弱，逃不掉生活中诸多诱惑的干扰，尤其在多种电子产品围绕的今天，这也不足为奇。然而，众多欲望、观念以及心血来潮的冲动都在抢夺控制权，操纵着身体和思考。他们对未来充满了迫切的理想，又徘徊于填满当下的虚无。拖延者向他人信誓旦旦许下诺言，之后却又陷于时间紧逼无法完成任务的煎熬之中。他们把理性看作欲望的外包装，或者被看作另一类欲望的化身，绝不会陷入世俗规则的圈套。 拖延者之所以沉溺于“自我伤害”的行为中，原因之一就是想要证明他们不是机器，但又迫不得已被置于任务的流水线之中。完美主义的天赋投掷在幻想层面，借用手边的任务满足自己的白日梦，沉浸在未来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巅峰。与那些热衷于头脑风暴，风风火火地想要迫切抵达终点的人相比，结构化拖延者往往拥有独立自由、完美无缺的想法，如果可以自动分配时间，或许能完成各种事情，起码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局促，但如果把中规中矩和条理强压在他们身上，很可能连一个零头也难以解决，时限表会限制住他们个性化的处事行动。虽然他们怠慢了一事，却促成多事，这样无形中在时间线上填充了多项任务，与此同时实现了任务的拆解，对于起初着手要做事情的思考也从未中止。就算是喝咖啡、听音乐、浏览网页这样看似悠闲的放松，也是为了辅助重点任务而来的调剂和助燃。 高效拖延：切割时间，优先安排 良好的自欺本领能激励结构拖延者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借此逃避那些看起来更重要的事情。在“deadline”赶到之前忍不住上网闲逛，把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全部平摊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忙不迭地与高效人士搭档从而减轻自己的焦虑。拖延者天生就有“切时间”的本事，总抱着侥幸心理逃脱一次次的纷扰，他们的信条即是“切勿把那些在明天到来之前就可能会消失不见的事情在今天就做掉”，那些自发不去做的事就是绝好的额外福利，有时排在清单顶头的重要事项也会被自行取消，或者变得没必要做了。如果和一个不拖延的搭档合作，好似有闹钟上了发条一般，效率极高的他们还没等你开动，他们就已经进程过半了。与其望其项背地赶在他们身后遭蔑视，不如播放轻松的音乐，精心准备午饭，让他们把激情投入项目上，而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然而，高效拖延绝非靠着好运触手可及，手边平摊的文件随时提醒着工作正在逼近。对于他们来说，高效人士所用的层叠文件筐并不是用来整理的，而是把做完不打算再看第二眼的东西存放起来，或者是把不愿意看但又有价值的资料存档。凌乱的电脑桌面也是如此，眼不见心不烦在他们这里逆转了乾坤，在*后截止日期之前的冲刺，看到办公桌上一个个项目在减少，就会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但是有时开小差的坏习惯难以控制，趁回复工作邮件拐弯跳到其他网站，不知不觉逛到太阳落山，拖延者不会在工作的尽头抓狂，佛系心态促使他们等到某件肯定会发生的且能打断的事情快来的时候再上网，或者果断地把电源拔掉，电池耗尽时也就自然终止了浪费时间。 在心理上对抗拖延无计可施，就转而接受自己做事的习惯并合理利用。要为优先级*高的位置选对任务，*理想的备选任务具备两个特点：看似有明确截止期限但事实上没有，看上去很重要但事实上并不是。“改善”即是通过小的、可执行的步骤，这也是让拖延者修炼心境的秘籍，列一张当日待办事项清单，主要功能是让拖沓的人做完一件事就可以及时划掉，把大任务拆成小块，每完成一个就无形中增加了一种流畅的成就感。 社恐人：害羞背面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越是遮掩的，越会招惹来猎奇的目光。乔·莫兰 (Joe Moran)，这位被誉为“具有惊人天赋的社会历史学家”擅长挖掘被大众长期忽视的领域，从《扶手椅上的民族：电视机前的英国人的私密史》《在路上：一段被掩藏的历史》到《为初学者排序：从早餐到就寝，日常生活的故事》，无不探寻着普通人的私密生活蓝本。 作为被害羞困扰已久的人，莫兰也为惺惺相惜者撰写了“害羞者心理指南”——《羞涩的潜在优势》一语中的，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在大众视野中，那个彻头彻尾的沉默怪咖，转而扮演着更加得心应手的角色，秘而不宣地为自己的“出逃”勾画了一条华丽的路线。害羞不仅仅是人类的专利，海豹、信天翁、紫罗兰……它们在应对残酷环境时都会打开自己的“保护伞”，如果说动植物的害羞来自人类赋予它们曲解的隐喻，那么人类的害羞从何而来呢？ 开不了口：自我的边缘化 爱默生将英国人沉默寡言的特性追溯到了七百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则认为，害羞是一种难以撼动的遗传体质，《彼得·潘》的“地下之家”是社交困窘在文学中的显现。除却自然环境、民族气质、社会阶级等鲜为人知的外在影响，人类的害羞则更多地归于与个体成长相关的因素。这种极端低度的情感稍纵即逝，加之不露声色的掩饰往往不被他人所重视。 出于自我中心的考虑以及安全感的缺失，迫使害羞者的自我意识在语言的措辞与行为的犹豫之间进退维谷，为了避免重重误会，便陷入了社交的窘境。在他们看来，社交生活中的客套和空洞的闲聊无异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折磨，为了避免话不投机的尴尬，宁愿形单影只沦为孤单沙漠，久而久之，“害羞者不想引人注目，却恰恰因为害羞而引人关注……”他们打破了社交圈里诸多心有灵犀的惯例，正是自我的坚守，害羞者被社会规则和社交惯性排斥在外，成为身在局中的边缘人。社会文明度在不断提升，人与人交往的顾虑也与日俱增。特别是来自不同地域，有着各自生活背景的人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看似轻松愉悦的聊天场面也暗藏着危机，一句玩笑话就可能击中某些人的软肋，所以自认笨嘴拙舌之人绕过语言的壁垒，表面上无奈的沉默却有着难言之隐，另外也塑造了他人眼中的内向抑郁，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不明就里的人还会以为那种低调姿态是做作矫情的表现，个中滋味大概也只有社恐本人才能体会到。 语言和行为上的自我回避形成了个体的孤岛，乍一看社恐者成了被大多数人抛弃的对象，换个角度看，也为难以容忍他人的习惯开辟了全新的独处环境。一个自由发挥的秀场，在强调集体观念、积极沟通的时代，这种优势长久以来被忽略，甚至被嫌弃。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应包容语言的自由度，还要理解操纵语言的人的自由度，有口吐莲花、侃侃而谈之人，势必就会有寡言少语者。 社恐名流：忧郁气质的养成 然而，害羞不止沉默无语这一个面孔。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的戴高乐，在演讲之前则要通过长时间的沉默蓄积言语的能量；阿加莎·克里斯蒂由于家庭变故，隐姓埋名离家出走，当她再一次回归大众视线时却被指责为自我炒作，由此，面对镜头萌生出病态的恐惧，但却青睐与录音机对话；达尔文喜爱独自工作，对于《物种起源》的不自信导致他患上了神经性皮疹和头痛；易卜生不停酗酒缓解羞怯的症状；伊丽莎白·泰勒以写信抵抗害羞，使内心得到宣泄；狄金森从半掩的卧室门后和客人对话；英格玛·伯格曼在自传中披露，自己儿时的口吃被大人称为言行不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与世隔绝的山脉之中建造了童话般的王宫当起了隐居者……这一连串害羞名人录，有的向内寻求庇护，虽然经历过苦不堪言的时光，*终有所斩获，有的则享受着“戴着面具而来的自由”，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的社交节制并没有使自我发展狭窄化，而是被调动起了独特的禀赋，打开了更宽阔的场域。 艺术和写作是失意者的乐园，如弗洛伊德所说，写作在其本源上是一个缺席者的声音。雅克·德里达也有类似的观点，自柏拉图以降，“语音中心主义”始终曲解着写作的本意，大众普遍认为写作是一种贫瘠的表达形式，艺术、写作和害羞一样遭遇着不公正待遇。塞尚牢记司汤达所说的，忧郁的艺术家“只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达成其目标”。如何达成？害羞者把自己蛰伏的社交转向他人无法轻易解读的人格魅力，将言语的冲动投射到更多的创造性领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自我实现。奈保尔与社会的隔阂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他与资助者坦南特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这是一份预留的幻想，也是带入小说之中的虚构符号，在其作品《抵达之谜》中，坦南特演变为环境的象征，一种旧式乡村生活的遗风。 电子科技涌入现实零交流的新冰河时代，正是隐蔽青年 (Hikikomori) 期待的福音。村上春树的小说《天黑以后》描绘出了一幅日本特有的“御宅”族生活图景：拥挤的城市之中人们脆弱的交往纽带。电子产品的蜂拥而至加快了互通有无的便利，可意想不到的却是沟通越快捷，留给个人的空间就越局促。而且即便有“Siri”的陪伴，也无法治愈害羞者的痛楚，克制或矫正都会适得其反。然而，如果跳脱出现有的位置，在众声喧哗的房间里反倒能打开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 孤独症：都市逆行人投射的温柔报复 “世界上*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日常花费时间联系着更多的人，而这样看似紧密的联系却从未摆脱孤独这种城市症候群的暴发。智能时代能让人与人彼此靠近，却将心墙高筑于手机屏背后，演绎着“*熟悉的陌生人”。 在《孤独的城市》中，奥利维娅·莱恩孤身一人居住在纽约这座繁华的城市里，然而感受到的是人群拥挤中无法融入的隔绝感，当她无意间与诸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邂逅，却发觉孤独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还同样是群体的困境。徘徊于回忆录、传记、艺术评论和个人生活经验之间，放大这些城市症候群的样本，她见证了一个孤独种子酝酿、成长的历程。时光机从当下开向往昔岁月，那些孤独的因子被一一剥离，艺术家对孤独的态度各异，但都直指孤独的特质：孤独并非污点，也不是光环，它是充满个性的人在拥挤城市中的一种特殊态度。 一种旁观：明处的粉饰，暗里的感觉 在纽约这座布满了游移眼神的玻璃之城，即便在室内也无法让莱恩躲避来自陌生人的注视，那些目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侵入心扉，于是看和被看的焦虑无不充斥在莱恩的日常生活中。当莱恩偶遇爱德华·霍普 (Edward Hopper) 的作品，画中人仿佛自己的身影。《自助餐厅》中那个戴钟形帽、身穿绿色大衣，盯着一杯咖啡的女孩，或是《清晨的太阳》里迎着清晨阳光，纤弱手腕环抱双腿的女人，她们的眼神里同样写满了荒芜的孤寂。在霍普的作品中，大多描述独处的人物或是两三人组成的、缺少交流的伴侣们，他们在有限的空间中被动作、结构、窗户、墙体、光线和黑暗所隔离开，一种偷窥的视角注入他的表现里， 禁锢与暴露相互角力着。 这种逼仄的孤独感正源于霍普本身，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在他一生中，很少接受访谈，在别人拍摄的照片中，往往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沉默寡言的特质，与外界交流存有戒心，有所保留。显然，他与这个世界相处得并不愉快。莱恩之所以能感受到霍普的孤独感，源自他们相似的经历。童年时期长时间独处的经历让他们对孤独生成一种特别的依赖，甚至演变成一种惯性，他们能在孤独里找到某种有悖于常理的喜悦和满足，并把这种感觉持续在一种自我保护的孤立状态里发酵，随着时间的累积，这样难以融入人群、过度警觉的人在他人眼里就变得带着几分古怪、异常，甚至负面的意味。 沉默就是力量，霍普似乎天生就拥有向内寻求自我的能量。早年师从于专注写实画风的罗伯特·亨利 (Robert Henri)，之后投身于商业艺术的磨炼，他为了创作常年游走于各个地方，匆匆人群中总有都市生活漂泊者的身影，在他们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孤独的面庞。 在作家和诗人马克·斯特兰德 (Mark Strand) 看来，霍普的作品无关乎社会或心理视角，而是超越了现实的表象，将旁观者抛置于一个由情绪和感觉所主导的虚像空间，如他所说，“常常感到霍普绘画中的那些场景，是我自己过去经历过的”，总是被“抛置于一个完全由情绪和感觉所主导的虚像空间”，被一股莫名的张力所引导，在画作面前神游，*后却只见“自己与自己相遇”，这种通感也揭晓了为何有着不同审美经验的人在面对霍普作品时会有着同样的感动。画中人看似冷漠，在同样的空间中也无任何交集，这种人与人之间关联性的留白给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霍普式的画风加上社会学的“六度关系”观念给人物的设置提供了依据，在叙述的推进中赋予即目所见之外的意味，任由猜测的隐秘或含情脉脉，或危机四伏。 诡谲多变的光，空旷的街道、陈设简单的旅馆、剧场的后台，这些场景多见于霍普的作品中，衬托着画中人无奈的思忖、悲观的远眺、踟蹰的不安以及无尽的等待，在沉静中酝酿着杀机。乔纳森·桑特洛弗将《夜之窗》的晦暗神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这幅深受希区柯克《后窗》启发的作品暗藏玄机，以建筑窗口观看者的凝视为切入点，小说中塑造的偷窥者形象正契合主题，对面楼的粉衣女人是他的猎物。结尾的反转令人惊讶，偷窥者的被捕是粉衣女人步步为营的报复，妹妹被偷窥者折磨得精神失常，她以此妙计送他落入法网。 擅用情感复仇反转“低开高走”的还有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依据《纽约的房间》 (Room in New York,1932) 创作的《音乐室》，这部作品讲的是一对夫妇坐在房间里，男人读报，女人低头抚触琴键，各有所思。有“恐怖小说之王”之称的他自然不会放过在平静空间故弄玄虚的机会，所谓的音乐室事实上是他们关押“猎物”的场所，这对盗贼夫妇将俘虏关进壁橱里，每当传来挣扎的响动，太太就会弹奏起音乐，掩人耳目的同时，又以音乐安抚“凶猛野兽”，因此“光与暗”不仅意味着绘画的笔触，还是故事的视角。权力与暴力作为文学的母题反复出现，也是明处粉饰与暗里感觉的较量，尤其是画中多人的局面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