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星空:余秋雨人文创想

《内在的星空：余秋雨人文创想》：　　文字，因刻刻画画而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中国文字在苦风凄雨的近代，曾受到远方列强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西方语言，与枪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围住了汉字的大地，汉字一度不知回应。但是，就在大地即将沉沦的时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读懂，告知天下，何谓文明的年轮，何谓历史的底气，何谓时间的尊严。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球上人口*多的族群临近灭亡时*后抖擞出来的，不是深藏的财宝，不是隐伏的健勇，不是惊天的谋略，而只是一种古文字。终于，我有点懂了。　　斯文浓郁的北宋和南宋，先后在眼泪和愤恨中湮灭了。岳飞、文天祥等壮士都没有能够抵挡住北方铁骑。在他们的预想中，一切已有的文化现场都将是枯木衰草，大漠荒荒。因此，说到底，他们的勇敢，是一种文化勇敢，他们的气节，是一种文化气节。但是，事情的发展和他们预想的并不相同。中华文化并没有被北方铁骑踏碎，相反，倒是产生了某种愉快或不愉快的交融。宋代文化越来越浓的皇家气息、官场意识、兴亡观念被彻底突破，文化，从野地里，从石缝间，从巷陌中，找到了生命的新天地。而且，另有一番朝廷文化所没有的健康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突破不仅仅是针对宋代文化，而且还针对着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某些越来越规范的“超稳定结构”，包括不利于戏剧产生的一系列机制。　　我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乍一看是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当代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Evans），通过考古，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描写，使人们知道千古诗情与野外挖掘的密切关系。他们也使欧洲文化重见源头、重知根脉、重获初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等。由此可见，考古是现代人对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借以遥想祖先为什么要有文化。　　人类很多大文明，都灭亡在思维的荒原之中。如果早一点有人找到了赖以生存的初始密码，重新抖擞起独特的生命力，也就有可能避免灭亡。因此，就特别尊重一切濒临灭亡时的思考者。人类走出原始丛林，摆脱动物生态，有一系列关键步伐。例如，发明工具，开始种植，下树居住，学会用火，等等。但是，其中*重要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主要办法，是自我惩罚。　　人类，因懂得了自我惩罚而走向了文明。法制，就是这种文明的必然果实。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　　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权术为主导的有序管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中间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余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因此，仅仅一个科举制度，就使社会管理的延续和文化体制的延续齐头并进。　　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涉及朝廷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