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新文学小讲(精装)(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图书)

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谈到文学革命运动时，说过这样两段话： 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当时还传入不多——引者）。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为什么“到民国初年”，“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已渐渐输入得很多”呢？这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派往外国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到民国初年终于达到相当规模，形成盛大的文化气候有关系。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国向西方国家以官费派出留学生，始于1872年。这一年起，清朝政府根据两年前曾国藩的奏请，派容闳（1828─1912）分批率120名幼童到美国学习。随后在1877年（光绪三年）及其前后又派萨镇冰、严复等81人到英、法、德国学过海军。到1896年，甲午战败后的第三年，则开始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当年只派了13人，往后却越来越多，远过欧美而后来居上。其间原因，一是两国国情较为接近。二是日本由变法而强大，又保留帝制，比较切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用当时驻日公使杨枢的话来说，即是：“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三是中日间一衣带水，距离甚近，可节省经费。自芝罘或上海到东京，即便乘坐头等船舱，花费只需六七十元，行程五六天就可到达；不像前往美国，航程要一个多月，旅费至少要三四百两银子。当时日本生活费也比较便宜，只抵欧美诸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到1905—1906学年，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竟创下8000人以上的纪录。那时驻日公使杨枢曾说：“现在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者，约一万余名，并各地方学校留学者，共计一万三四千左右。”据《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书作者李喜所的统计，从1896年到1912年，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总计有39056人。19世纪末年（1895）和20世纪初年（1903），中国还开始向俄国派出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这样，到“五四”前夕，中国外派连同自费的留学生总数当在五六万之间。“五四”时期由于爆发反日运动，去日本的留学生少了，去欧美的却大为增加，而且留学的方法、途径也多样化起来。除用庚子赔款继续留学美国外，仅1919—1920年，就有1700多名中国学生通过勤工俭学途径留学法国。20世纪20年代初，还有数百名学生到了苏俄，在东方大学等校学习。留学生学成归国，很多在大学、专科学校教书，一部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各地出版机构、报社或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成为这方面的骨干力量。拿“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来说，202名教师中，留过学的占很大部分，他们取代了原聘的外籍教师，全体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再拿《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列有“小传”的142位作家（其中也有少数与新文学家论战者）来说，到国外留过学或工作、考察过的有87位，占了60%以上。留学或考察日本的有鲁迅、陈独秀、周作人、陈望道、田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刘大白、沈尹默、穆木天、夏丏尊、陈大悲、钱玄同、欧阳予倩、冯乃超、罗黑芷、冯雪峰、陶晶孙、郑伯奇、张资平、滕固、白薇、叶灵凤、刘大杰、章士钊、王任叔、沈雁冰、沈玄庐、汪馥泉、梁启超、孙俍工、徐祖正、徐蔚南、庐隐、樊仲云、谢六逸，共37人；留学美国的有胡适、陈衡哲、汪敬熙、林语堂、闻一多、梁实秋、冰心、洪深、杨振声、张闻天、梅光迪、胡先骕、朱湘、熊佛西，共14人；留学德国的有蔡元培、宗白华，共2人；留学英国的有丁西林、袁昌英、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梁遇春、许地山、于赓虞、朱自清、李霁野、傅斯年，共11人；留学法国及比利时的有李金发、刘半农、李青崖、孙福熙、王独清、李劼人、郑振铎、金满成、梁宗岱、陆侃如、冯沅君、黎烈文、苏雪林（苏梅），共13人；留学苏俄的有瞿秋白、曹靖华、韦素园、沈泽民、耿济之、蒋光慈，共6人；留学瑞士的有宋春舫。此外，王统照先后考察过日本、欧洲，胡愈之曾漫游欧洲、苏俄，高长虹20年代末去日本，后又去欧洲，在法国参加共产党。应该说，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能够兴起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背景。“五四”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一代，是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不只懂得某些表面，而且了解内在精神及其*新发展的一代。前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像严复、林纾、梁启超等已经把西方一些理论著作、一批文学作品和若干文学观念介绍到中国，但他们其实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了解得还不多。林纾自己完全不懂外文。梁启超那些鼓吹政治小说功效如何神奇的言论，实际只是人们的想象和编造出的神话。康有为考察欧洲以后，居然得出西方国家经常发生政变是因为他们宫廷围墙太矮这样浅薄可笑的结论。而“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已了解得相当深入。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已有了极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