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病象批判

贾平凹为何越写越差？ 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刚刚上市，继“文学裁缝”陈思和率先习惯性地为贾平凹做起了“皇帝的新装”之后，文学批评家李星对该书的评论《一部意蕴深广的百年之忧——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山本〉》以广告似的浮夸、火箭般的速度，向世界庄严宣告： 20世纪的拉美文学因一部《百年孤独》为世所瞩目，贾平凹新作《山本》由人而史，实为一部中国近代之《百年孤独》。它无百年之长，却显百年之忧。这是一部如海洋般广阔、大山般厚重纷繁的文学大厦，它写的是大山里一个叫涡的镇、一个家族从兴到衰的故事，但却有着鸟瞰中国社会数十年变迁的宏大视野。 《山本》是贾平凹65岁以后创作的**部离开了他的故乡棣花镇这个地理背景的小说，以中华地理上的龙脉大秦岭为主叙事空间，但已从“看山不是山”到了“看山还是山”的人生新境界，不动声色地以饱满的现象，展现出人与历史、历史与人的深刻本质。我惊讶于他叙事的绵密，语言的智慧和隐含的机锋，更惊讶于他感觉的敏锐，细节的不与自己此前的任何一部小说重叠的新鲜和饱满。 四十万字的小说，他用笔三年抄了三遍，如果不是有如此的抱负和广大的胸襟，这样的劳苦、寂寞和孤独是难以忍受的。虽然我已到了该马放南山的年龄，但在有幸拜读了烙印着他旺盛的生命信息的四十万字手迹，却不能不钦佩他非凡的事业意志和永不倦怠的文学创造力。 看到这种不诚实的浮夸和哥们儿义气的恭维，我真的很怀疑，李星是否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然的话，怎么会得出如此不靠谱的结论呢？一个文学批评家岂能抛开文本，以不顾事实的赞美，来讨得作家的欢心？数十年来，在忽悠读者、神话贾平凹的过程中，李星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与费秉勋、孙见喜、韩鲁华、邰科祥、穆涛、王新民等“贾平凹研究专家”联袂“唱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终为中国文坛造出了一尊罕见的“大神”。孙见喜将贾平凹吹捧为“鬼才出世”、文曲星下凡，李星不甘落后，主动与孙见喜“牵手”，打造出了一部共同“造贾”的贴金之作《贾平凹评传》。 李星拿《山本》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比，这不但是对马尔克斯的不尊重，同时也是对文学的不尊重，甚至是在公开侮辱读者的智商。当代文坛之所以“烂苹果”丛生，这与文学批评家们毫无底线的胡乱吹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稍有一点文学素养的读者，绝不会相信《山本》这样大炒冷饭的平庸之作，会是李星们所飙捧的“一部如海洋般广阔、大山般厚重纷繁的文学大厦”。 迄今为止，贾平凹已经写下了16部长篇和无数的中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恐怕都抵不上陈忠实的一部《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读者心中的地位。陈忠实和路遥，对文学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他们从来就不会像贾平凹那样，因为害怕被文坛遗忘，即便创作早已经枯竭，却仍然在用快餐制作、自我重复的方式，每隔一两年就生产出一部长篇小说，并且自我炒作，矫情地宣称自己的小说“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更不会把写作当成是苦差事，一脸苦相地告诉读者，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写坏了多少支笔，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不仅写得异常痛苦，甚至还写坏了手指。贾平凹每一部小说的出版，几乎都伴随着各种媒体的疯狂炒作和批评家们一窝蜂似的瞎吹捧。《废都》出版的时候，国内许多媒体，仿佛在一夜之间都疯掉了，竞相跟风炒作，甚至将其飙捧为当代《红楼梦》和《金瓶梅》。二十多年过去了，李星们不但从未消停，反而还在故伎重演，用当年炒作《废都》的方式，将《山本》吹捧为“中国近代之《百年孤独》”。 岁月不饶人，已经老去的贾平凹，即便还在写作，却早已是在坐吃山空，乃至反复折腾。从《秦腔》到《怀念狼》，再到《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每隔一段时间，贾平凹就会走马灯似的出现在众多的新闻媒体和新书发布会上，以平均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快马加鞭，与时间赛跑，粗制滥造出了一本又一本有名无实的雷同之作。从这些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贾平凹的写作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和飞跃，反而看到了一个越写越差、为写作而写作的文字搬运工。 这里，我们不妨来简单梳理一下贾平凹的创作轨迹：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省南部丹凤县棣花镇农村。母亲没有文化，父亲虽然是一名小学教师，却因为常年在外教书，很少有时间回到家里教育孩子，之后又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关进“牛棚”，并不可能为贾平凹的文学写作打下牢固的根基。贾平凹在写作之初，根本就不可能阅读过多少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书籍，也并未受到过多少文学的熏陶，更谈不上有多少过人的文学天赋。只需读一读贾平凹在二十多岁时，与人合写的处女作《一双袜子》，及其早期出版的儿童小说集《兵娃》和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贾平凹的文学功底究竟如何。 贾平凹早期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面是邯郸学步，靠大量模仿；一面是投机取巧，靠迎合那个特定的时代捕风捉影地写作。《兵娃》的内容提要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一本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短篇小说集。兵娃和杏娃等红小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鼓舞下，坚持原则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该书的后记中，贾平凹激动地说：“我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一支支对新一代的赞歌！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歌！”贾平凹的写作，一开始就打上了一个时代鲜明的烙印。1976年，“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来临，贾平凹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巨大变化，笔锋迅速一变，转为对科技创新的歌颂。其描写农村女青年满儿和月儿姐妹俩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刻苦攻关，培育新品种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在一个呼唤科学，号召年轻人莫让年华付水流，鼓励勇攀科学高峰的时代，旋即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赢得了文坛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一举夺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至于这篇小说的艺术性究竟如何，时间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数十年之后，贾平凹早期的这些小说早已经被彻底遗忘，几乎从不被人提起。 这种爆炸似的“成功”和快速成名，使初战告捷的贾平凹误认为，邯郸学步地模仿和投机取巧的跟风写作，是一条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秘而不宣的终南捷径。这一“创作”秘笈，只要自己不说，别人就不会知道，并由之前的小敲小打，发展成为在《废都》中对《红楼梦》和《金瓶梅》进行公开的仿制和顺手牵羊。难怪有学者直指《废都》为“一锅仿古杂烩汤”。在偶然与清代学者刘熙载的《艺概》邂逅之后，贾平凹囫囵吞枣地接触到了刘熙载的“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的美学理论，其模仿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所写的散文《丑石》，可说是贾平凹对刘熙载的心慕手追。“以丑为美”从此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写作宣言”。这次食古不化、缺乏艺术鉴别能力的误读，使贾平凹在日后的创作中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泥淖，始终不能自拔。贾平凹误以为，越是肮脏龌龊的东西，就越是具有艺术性；越是令人恶心呕吐的东西，就越是值得大写特写。 于是我们看到，拉屎、撒尿、放屁、手淫，鼻涕、口痰、蛆虫、虱子、肛门、生殖器，以及无穷无尽的脏话，就像洪水猛兽一样，成为泛滥在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关键词”。顺着这些“关键词”往下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贾平凹小说的主要“配件”，无一不是以肮脏的描写为“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