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想象力

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一个理论论纲 经常听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抱怨：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学批评正在日益边缘化，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已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一个普遍流行的解释是：外界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比如商业消费逻辑对文学精神价值的漠视，读图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依托纸媒的经典的文学接受方式的挑战——造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没落。 这是一个具有强大遮蔽性的说法，它过于轻易地推脱了文学批评自身的责任。它只是文学批评界为回避自己的无能而乐于相信并刻意维护的一个“故事”。 的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化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一些压力，但是，与其说这种外界变化造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困境，还不如说它为文学批评自身的失职适时地提供了借口和托辞。 在我看来，*大的症结在于，这十几年的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 一 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原初和*要害的问题上去：当代文学批评是什么？它的本质或根本意义在哪里？它和一般的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有何区别？而这些恰恰也是*容易遭到忽略，事实上也被广泛误解，甚至被深刻遗忘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回到另一个问题，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何在？或者，换一个更具体的提问方式：我们为什么读当代文学？可能有人会说，为了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如果是这样，我们何不去读那些已有“定评”的文学经典（它们已经让人读不尽了）？何必冒险去读审美价值尚存疑问的当代文学作品？ 那么，人们从当代文学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又指望得到什么东西？ 在我看来，真正的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具有对现实加以总体化的叙事能力。由此，它创造出一种关于现实以及我们与现实关系的崭新理解，它重组了我们日常的零散化的经验，并超越了个体的狭隘的经验的限制，从而打开了重新认识现实，尤其是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重新感知现实的可能性。它改造了我们认知与感受的方式，重建了总体化的生活图景，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感。那些优秀的当代文学，总是蕴藏着解放的潜能，能够打破既有的定型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把个人从各种神话与幻象体系中释放出来，恢复对“另外的生活”与“另外的现实”的感觉与认知能力，它总是暗含着批判性的视野与乌托邦的维度，激发着对未来的想象。因而，当代文学对现实的审美表述应当具有潜在的实践能量，尽管并不是直接的，也不应是直接的。 这是“当代文学”之外的任何经典文学所不能提供的内容。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在当下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是合格的“当代”文学。 明白了什么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就自然呈现出来。 所谓“当代文学批评”的意义，就在于使“当代文学”的这种本质明晰化、尖锐化。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鉴赏或文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通过对“当代文学”的创造性阐释与重写，把“当代文学”中内在的革命性因素发掘出来，并加以放大，从而创造一种关于当代现实与个体处境的新理解或新认知。它天然指向批评家与读者自身生存的历史性，包含着纠缠在一起的现实理解和自我理解，从而带有一种历史解释学的美学深度和生命紧张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代文学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 批评，在*初的意义上，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而当代文学批评，所从事的正是价值创造的工作。因而，什么是文学的标准，何谓“美”，对它来说，不是既定的神圣圭臬，而是悬而未决、有待发现的新尺度；它不是在不自觉地、盲目地肯定着既有的审美价值，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新的审美决断，在创造着新的审美价值。当然，它无时无刻不处身在审美传统之中并感受到来自这种传统的压力，但它总是和传统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张力，它置身于与既定审美价值的生存搏斗之中，并把坚持这种搏斗看作自己的本质与使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不在于以经典的美学尺度对照、衡量当代的文学作品，并裁定它的审美价值的品级。相反，这种所谓美学价值是要“当代文学批评”去发现或创造出来的。如果说，作家们不妨沉浸于某种纯文学的幻觉，这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创造出蕴含着革命性想象的优秀当代文学，但一个批评家则不应存在这样的迷信。他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汲取出它当下的批判性以及打开未来社会实践的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批评”不是把一种既定的东西指给人看，而是把一种尚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从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批评”要高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只不过是文学批评进行再创作的原始素材。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针对文学批评的轻慢，认为其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只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应该说，如果文学批评只是充当文学的“品酒师”或“美食家”的话，这种“偏见”是完全正当、恰如其分的——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审美价值，而它只能诉诸接受者的感性，那就让读者们去感悟好了，何必由煞风景的批评家多此一举，用干瘪的理论语言再乏味地讲述一遍呢？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对当时日本的文学研究的批判。在与当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汉学与支那学）进行论争时，他关切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是像汉学那样追求高雅的文学趣味和人文教养，还是像支那学那样追求成为一门实证性的知识或学问？竹内好对支那学和汉学的批评，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对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一种梦想着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那样的“规范的”的“真正的”学问；一种则幻想充当“永恒”审美价值的当下代理人或忠实判官，把当代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阐发出来。批评家们只是提高人们审美品位的谦逊的助产士，他们自卑地、近乎自惭形秽地充当着文学史研究的探路人，为未来的审美价值的盖棺论定提供着初步的素材和未必可靠的线索。不可否认，在当代文学批评者中，很多人总摆脱不了学科体制内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的原罪感（古典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但是，这又怪谁呢？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只有“当代文学批评”才是价值的开创者。它永远植根于自己的“当下性”，并不断生产出新的“当下”，由此打开新的未来可能性①。他们可能同样不明白，所谓永恒的审美价值，伟大的文学传统与成规，恰恰正是过往的、某种特定的“当代文学”所创造出来的，它们深深地植根于历史性与地域性（民族性）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审美标准与传统的代表与象征，正因为它们当初曾经是合格的、优秀的当代文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屈原、“李杜”、曹雪芹、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以及审美评价史上清晰地看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那些“永恒的经典”超历史地充当着后世文学的裁判，恰恰相反，是后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断地生产出那些“经典”的当下意义与历史意义，并不断地创造与更新着“伟大的文学传统”。经过革命性的当代阅读，古典文学、异域文学也可以担当起当代文学的功能，因而，是当代文学批评重新发现并创造了它们的意义。经典正是在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关系中，在被当代历史不断肯定与挑战中，获得其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