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翻译文学经典研究

　　《傅雷与翻译文学经典研究》：　　三、经典的消解与去经典化　　随着西方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理论思潮涌进中国，有论者开始在全球化语境中考察中国的经典问题。如朱立元就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中的经典及其观念的消解进行了审视和分析。他首先描述了颠覆经典的种种现象，如大众文化全面开花后对经典作品生存空间的挤压，“经典”的观念、意识和趣味的日趋淡化，对“经典”的反讽等，继而分析了经典及其观念消解的原因：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化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格局，作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论的颠覆，作家的写作受到读者市场的决定性制约，文艺自身的目标和性质的“变革”，在疾步迅跑中缺乏沉淀、积蓄、深化和提升等。*后他认为，“经典的时代暂告结束，这正是中国90年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在人们普遍感到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今，也有论者对文学经典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一文认为，文学经典主义是一种产生于人类经典文学时代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理论信仰体系，其实质是人类对文学的神学崇拜和信仰。在一个“后文学时代”里，文学由神学传统所制造的神圣光环已经逝去不再。在文学被社会经济主流“边缘化”的当代，信仰被抛弃是文学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再坚持文学信仰，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必须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如今，我们所身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有论者指出，“前现代和现代是生产经典的时代。后现代的商业与消费时代则是文本解构和经典对抗的时代。……从前现代到后现代，文本生产的总体风格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下的文本特征迥异于传统的经典文本生产规范，文本生产策略已转变为：大众化的娱乐，内部技术向外转（从模仿走向戏仿、自足走向拼贴、隐喻走向反讽）、自我中心主义和求浅、求怪、求幻。所以在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作为人类文化传承之重要路径的文学经典不仅不再被人阅读，也已无法生产出新的经典。鉴此，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无疑是一个后经典时代”。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论者撰文指出，文学经典机制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内的式微，“既表现在过去的文学经典的示范作用已大大减弱，还表现在新的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滞缓”。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都使得经典机制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有效地运作。“可以认为，在当代的文学生活中，文学经典已不再有多少影响当代创作的规范力量了……它更多的是被人当成了古董，成为人们怀旧情愫的寄托物。反过来，后文学经典机制却在并不具备前者的权威性的情况下，（通过文学的评奖制、文学演进中的潮流化趋势和视觉文化的迅速崛起，）在实际中发挥着对它的补偿、替代作用。”文学经典已俨然失去过去照耀文学的光彩，经典的和非经典的界限正在模糊。黄浩认为，经典文学时代的有限传播方式已经被消解，“‘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在文学的历史看来，‘后文学时代’是一个没有文学英雄和巨人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普通‘作者’的时代”。孟繁华认为：“对中国而言，20世纪既是现代小说发生的世纪，也是现代小说成熟和终结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