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晖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陈剑晖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与中华民族主要是以诗的方式来建构文学史不同，从大的方面看，由于西方民族重商轻农，没有对土地的强烈依赖情结，加之多面临海、交通发达，这就培养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欲望。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技文明的进步，西方人与自然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这就决定了西方的文学不可能像中国文学那样讲究“思与境谐”的温柔敦厚之美，而更倾向于表现大悲大喜、激昂壮烈的情绪，以及讲述惊心动魄、曲折紧张的故事情节。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西方文学的*高成就为什么不是诗词，而是小说特别是悲剧。而中国的文学史正好相反，它以诗歌与散文（文学和非文学散体文学）为正宗，并依此构筑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杂文学文体系统。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除了上述的原因，西方很早就诞生和广泛应用了形式逻辑，加上西方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有着严密的文法，因此，西方的文论家一般以定义概念和概念分析为出发点。当然，中国文论家也讲究文理（如姚鼐），也有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但他们的“理”是在取“象”的基础上得出的理，其逻辑思维也不似西方文论家那般严密。正因中国文论家主要以诗性思维对文学的发展进行感悟和描述，他们对以文学语言现象为主要表征的文体就情有独钟，且代代相传。而西方对文学史的归纳是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加上西方文论家较倾向于对事物作宏观的整体性把握，这样，中国的文学史便被许多人视为文体的演变更替史，而西方的文学史则被描述为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史。当然，这样的文学史描述主要还是由各民族的文学实际情况所决定，同时也是从宏观、从总体倾向而言。　　以上就民族的性格、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诸方面，对我国文体和文体论兴盛发达的原因做了一个粗浅的分析。而就文体的发展流变来看，源于创作主体的普遍、强烈且自觉的文体意识，无疑是我国古代的文体和文体研究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在这里，我们仅以散文为例。回顾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散文从发端于记言记事，从实用文到美文，从“殷盘周诰”的“诘屈聱牙”到后来的“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中国散文从一开始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及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散文更是进入到文体的“自觉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拿西方的文学作比较。西方的文学以戏剧、小说和诗为主，散文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独立成体，所以不论是长篇论著或是短篇小品，其文体基础都十分脆弱。即便“五四”时期热闹一时的英美“絮语散文”，其实真正上佳的作家和作品并不是很多。而能够像中国散文那样融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优秀之作更少。要之，与中国散文相比，西方的散文随笔重“笔路”，重纪事、说理、个人性和科学精神，但在“文章”，即抒情性、音乐性、语言韵味，乃至“文气”等更能体现文体意识的各个方面，则远远逊色于中国古代散文。从上述比较，也可看出中国散文家“文体观念淡薄散漫”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散文文体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不但是一个诗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散文大国。而散文之所以能在古代取得如此的辉煌，正是散文文体意识不断增强推进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认这一点，从轻说是对中国散文传统的不尊重，从重说是对散文传统的无知与背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文体研究的发展，其实也是“六经皆史”“诗经亦史，史亦诗经”作用于文体研究的结果。它完全摆脱了西方的诗学观念的影响，是真正属于本土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特产”。因此，在强调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的今天，从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文体意识的自觉三方面来研究中国的文体和文体论，无疑能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