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棱镜译丛21世纪的文学批评

第二章 反理论 在北美和英国，一眼就可以辨认出的当代反理论派系有十几种甚至更多。这是个奇怪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传统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形式主义批评家、政界保守分子、民族分离主义者，部分文学文体学家、语文学家以及阐释学家，某些新实用主义者、为中低口味文学辩护者、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捍卫常识和平实风格者，另外还有一些坚定的左派分子。许多反理论派系以及对理论提出批评的特立独行的批评家们*突出的特点，就是呼吁回归对经典文学进行细读，提倡批评文章的写作要清晰明了，避免语言晦涩和使用专业术语，要求通过缜密的论证来解决分歧，而非陈述个人观念。反理论批评家常常向当代理论发难，抱怨其倒向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真理和客观性的对立面），埋怨多元文化论把批评重点放在种族、阶级、性别分析上。从理论家的角度，他们将反理论家叫作“我爱文学群体”。我会在本章中对这个意蕴深厚的指责加以剖析。反理论者之所以尚能容忍理论，就是把理论视为服务文学文本鉴赏的“侍女”。他们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都不应该成为一个自足、独立的领域，也不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只有文学本身才具备这样的性质。 《理论的帝国：异议者选集》（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由达芬尼??帕泰（Daphne Patai）和威尔??H.柯罗尔（Will H. Corral）主编，2005年出版，收集了48篇文章，前后时间相隔三十多年，现在仍然是当代反理论论述的“圣经”。这本书就像个“大杂烩”，汇集了诸如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M. 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等名人的选文。他们的文章被汇集到一起，向理论兴师问罪，捍卫文学巨作和文学分析的经典，支持现实主义语言常识化理论，斥责当代理论把文学研究政治化的倾向。这本书总的观点十分保守，其特点就是往回看，留恋昔日的好时光和之前的研究方法（现代与后现代之别）。正如书名要表达的那样，这部“大块头”一样的书所持的这个观点颇具争议性：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理论已经控制了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建造起一个永存的帝国，编造出一套正统的观念。因此，在书中，这些理论的批评者集结起来，俨然成了与帝国抗衡的反帝异议者。这是很明显的自我吹捧和夜郎自大。 在这一章，我将会介绍六个非常出色的反理论家以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提出我自己的评价。然后再纵观全书，探讨一下两位主编对反对理论主张所做的总结。我的**个观点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在支持还是反对理论之间做选择；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对当代理论进行综述，如果不介绍其众多的攻击者，这样的介绍是不完整的。这个观点自始至终体现在本章中，第三章也涉及这一点。反理论现象是理论史上非常发人深省的组成部分。将其简单地归为“文化战争”或“古今之争的再次上演”，尽管颇具争议性，却是目光短浅的。从反理论现象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对当代文学研究、企业大学和文化政治学的理解。 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在他的著作《文学迷失：社会议题和人文堕落》（Literary Lost: Social Agenda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Humanities，1997）中，专设一章“理论应该受到指责吗？”，把20世纪后30年的理论汇集在“种族、性别、阶级理论”的旗帜下。埃利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一位*耀眼、*活跃的反理论家。他明确的立场是战后欧美形式主义文体学，这种立场体现在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9）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作为理论史家，他觉得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没有什么值得赞许的了。就与理论相关的一些重要议题而言，例如作者意图的本质、文学质量、历史背景，20世纪中叶的理论家据说更加复杂，更有说服力，知识面更广，也更加致力于分析，注重独立性和原创性，远比他们如今忘恩负义的继承者优秀。对埃利斯来说，当代的种族性别阶级理论则头脑简单、缺乏内涵、教条武断、墨守成规。此外，如今批评家真正关切的话题，也是批评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严谨细致的探讨。如今，没什么创新可言，一切都被稀释淡化了。论证和逻辑的标准已经下降。约翰??埃利斯的任务是从坏的理论中挽救真正的理论：“现在被看作理论的东西并不是理论应有的样子，只是后者退化、堕落的影子。”（106）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直让人感到格外不安的是理论和理论行话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随着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理论邪教，其头目们成了理论富豪，是熟练老道的专业精英，经过了精心培养，带有精致儒雅的光环。在这样的氛围中，只有*新的理论才算数，早期的任何东西都是呆板、过时的。因此，持续忽视先前的理论并不是意外，而是现在理论新发展的基本特征。”（104-105） 将所有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理论都归结到种族性别阶级的范畴之下，这很明显存在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归结适用于民族志诗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或是文化研究，尽管这么做有贬损和同质化之嫌，但它无法对心理分析、阐释学、结构主义、解构、读者反应理论或后结构主义进行描述。理论不是同一种东西。因此埃利斯对“政治正确”的指控，其实是一种轻蔑且随意的诽谤。同时，埃利斯对于真正的理论和理论家的定义既狭隘又武断。真正的“理论家不会成群结队，他们是个人，准备通过努力思考去解决特定的问题。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孤独的，从来都不追逐时尚，总是与正统观念保持距离……真正的理论家对于论证和反驳的概念乐在其中，这是理论分析的关键所在，但是种族性别阶级学者很明显有意回避别人批评的本质”（105-106）。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个文化史伟人与孤独天才论，该理论不仅忽视了历史背景，也低估了前辈的贡献。很讽刺的是，这一点对埃利斯钟爱的形式主义也完全不适用，这些形式主义者结伙结伴，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是其时髦的成员。埃利斯谴责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生的一切，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他将自己定位为愤愤不平的保守派捍卫者，脾气暴躁。 由于新范式的提倡者常常忽视之前与之竞争的范式，在这种情况下，埃利斯错误地期待后形式主义者们能够仔细地研究形式主义传统，而不是粗鲁地摒弃它。比如，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都接受过一流的形式主义者的教育，但是离开他们之后就几乎不曾回头，也不曾有过理性的争辩。他们是一群败家子（J. Williams）。想法上的改变往往很突然，它不需要恭恭敬敬、墨守成规。埃利斯是个差劲的史学家。而且，他的反理论抨击忽视了更大的社会变化，比如当代大学的企业化，以及后者对产量和创新的要求，更遑论它因此对精英明星体系的培育。不考虑大学角色的历史转变，不论这种转变是好是坏，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代理论发挥的作用做出判断没有多大意义。埃利斯的解读不注重细枝末节，把多元文化论、自由多样性管理以及提出这些思想的理论家统统斥之为灾难，这个结论并不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