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巴黎评论》：你一定知道非洲*好的部分，是什么让你决定去那儿的？
伊萨克·迪内森：我还是个小女孩时，从来没有过想去非洲的想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非洲农场会让我待得十分舒服。这也证明了上帝比我们拥有更伟大的想象力。当我和表弟布洛·布里克森订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叔叔去非洲参加大型狩猎，回来后对那片土地赞不绝口。西奥多·罗斯福当时也去过那里打猎；东非也出现在新闻中，所以布洛和我决定去那里试试运气，两边的亲戚资助我们购买农场，在肯尼亚的高地，离内罗毕不远。到那里的**天，我就爱上了那块土地，我感觉自在又快活，即使置身那些我不熟悉的花朵、树木、动物中间，还有恩贡山上不断变幻的云朵，和我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东非那时真的是天堂，借用印第安人的说法，是“快乐狩猎之地”。年轻时我特别着迷于打猎，但在非洲的那些年，我对非洲各地的部落更感兴趣，尤其是索马里族和马塞族。他们都是漂亮、高贵、无畏且聪慧的人。经营咖啡种植园并不容易。一万英亩的农田、刺槐，以及干旱……当我意识到我们所在的这块台地实在太高、不适合种植咖啡时，一切都已经迟了。我相信，那里的生活很像十八世纪的苏格兰：赚钱很难，但生活在很多方面又很富足，美妙的风景，几十只马和狗，还有众多的仆役。

《巴黎评论》：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关于有政治头脑的作家，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得以长存，你读它的时候需要跳过谈论政治的部分。”当然你是不会同意的。你现在依旧相信艺术可以为某项事业“献身”吗？
西蒙娜·德·波伏瓦：海明威恰恰是那种永远不想公开做任何政治表态的作家。我知道他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但他是以记者的身份。海明威从来没有深刻地献身于任何事业，所以他认为文学当中能够永恒的是没有注明日期的部分，是没有任何政治瓜葛的部分。我是不同意的。有许多作家，我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是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的。过往的时代里，并没有多少作家的作品真正抱有政治主张。虽然人们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阅读他的《忏悔录》抱有同样的热忱，却没有人再去读《新爱洛伊丝》了。

《巴黎评论》：评论家经常说您晚近的诗歌不那么形式化，更“开放了”。他们说《地理三》中有更多的“你”，情绪范围更宽阔。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评论家说他们要说的。无论是我多么想写的东西，我从来没写过会让自己毕生仰慕的东西。也许没有人能写。评论家总爱作惊人语！
《巴黎评论》：我正在读安妮·史蒂文森关于您的评论专著。她说在您的诗里自然是中立的。
伊丽莎白`毕肖普：是，我记得中立这个词。只不过不太明白她要表达什么意思。

《巴黎评论》：你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是因为超出一定的水平之后，男女性别二分法对你来说就失效了？你和过去几十年的女权主义运动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它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对这样的运动抱有恐惧，因为我觉得一名知识女性配得上一个有智识的男性——只要你找得到—而一个愚蠢的女性和愚蠢的男性同等无聊。人性的邪恶在两种性别中的分配几乎是均等的。

《巴黎评论》：女性友谊作为文学新主题出现，这是不是让你的叙事很不寻常的原因？现在所有人都承认，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在之前的小说中，你讲述的也是孤单女性的故事，她们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尽管勒达在海边时——这也是你提到的——她很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但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就好像她没有女性朋友。
埃莱娜·费兰特：你说得对。黛莉亚、奥尔加和勒达都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问题，她们没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获得支持。只有勒达后来打破了一种孤立状态，想和另一个女人建立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但这时候，她做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埃莱娜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她的所有故事都是和她儿时的伙伴纠缠在一起。

《巴黎评论》：虽然你非常反感篡改历史，虽然小说的一百五十九个人物中只有一个是你虚构的，克伦威尔私生活的故事肯定是你编的。
希拉里·曼特尔：这就是我需要做的。否则你就是一个伪历史学家。

《巴黎评论》：由此就延伸出了一个新的开始的可能，一条通往未来的清晰路径。你写过:“继续做新的工作，意味着继续发展出一种让作家自己都会意外的风格。”你*近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意外？你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几年会做什么吗？
珍妮特·温特森：有一个关于王子和黑石头的童话故事。在一座水晶山的山顶上有一位公主（或者其他价值连城的东西，*被渴望的东西）。这个王子——踏上冒险之旅的英雄——想要走到公主身边（想要得到那个价值连城的东西），他开始爬这座山。因为山是水晶做成的，特别滑，特别难爬。刚开始的一段，王子爬得还可以，紧接着，沿途的黑石头开始对他说话。它们说：“你是个傻瓜。你为什么要爬这座山？你永远爬不到顶的。而且就算你到顶了，也不值得，那里什么都没有。”它们还说：“你会渴死的，你会饿死的。”一路上，沿途的黑石头都在不停地说这些话，王子越来越沮丧，他想，我永远也爬不到顶了。当然了，*后，王子爬到了山顶，解救了公主。他回头望去，才发现那些黑石头都是此前爬山失败的人的灵魂，所以它们不想看见任何人成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失败是合理的。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是个有用的故事，因为我们沿途遇见的全是这样的黑石头。你只知道那个价值连城、绝对值得的东西存在在那里，知道你必须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尝试得到它。每一次，当你沿着陡滑的山岩向上攀爬，完全不知道能不能爬到顶，你该做的就是塞上耳朵，继续攀爬。

《巴黎评论》：你能够总结一下你作为记者的方法论吗？

琼·狄迪恩：我问不出什么问题。时不时地，我会被强迫去做一个采访，但也只是形式而已，只是要让我有资格在那待上一段时间。对我来说，人们在采访时对我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说的。有时候采访中你会问出来很多东西，但是你从公众人物那里得不到这些。

当我为雷克伍德的那篇文章进行采访时，采访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但这些人不是公众人物。一方面，我们在讨论我表面上在调查的故事的主题，也就是“马刺帮”，一群本地高中男生因为若干犯罪行径被逮捕；另一方面，我们也一直在谈论加州的国防工业在走下坡路，因为所有人*关注的事情，这是这个城市面对的问题。在报道那个案子的过程中，我既做了很多采访，又努力聆听别人

《巴黎评论》：你以詹姆斯·莫里斯的身份开始写作三部曲。第二部写于性别不明确的那十年，你当时正在服用雌性激素，还没有转换性别。第三部是以简·莫里斯的身份写的。性别转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三部曲的写作？

简·莫里斯：我不认为有影响，真的。我带着审视影响的念头重读过这些书。我不认为有巨大的差异。这是以纯粹的思考或者说是美学的、艺术的方法去呈现一个相对遥远的主题。我不认为我自己的私事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受到的影响不比我写的其他东西多。

《巴黎评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你是否觉得你的感知力都完全改变了？

简·莫里斯：这是不同的问题。从开始写作三部曲到结束，我的心境是一样的。但是我也承认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一场漫长的闲荡，打量这个世界，同时让这个世界打量我。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对我的观点，和我对世界的观点都改变了。当然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