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王运熙文集:文心雕龙探索

　　《文心雕龙探索（王运熙文集）》：周先生认为“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写不出好作品”，也不然。刘勰认为，东汉鸿儒既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又吸收了经书的语言，所谓“斟酌经辞”，写出了不少华实兼备的好作品。班固、蔡邕的作品，如上所述，受儒家影响都是很浓重的。在《体性》篇中，刘勰列举各代的大作家，汉代除班固、张衡外，西汉还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四人，其中扬雄、刘向两人的文章，儒家思想也是很浓的。刘勰提倡文必宗经，他在《宗经》中提出的情深、风清、事信、义贞、体约、文丽等六义，却是经书和宗经之文所具有的六项思想艺术标准。他的宗经主张除在前五篇“文之枢纽”中有提纲挈领的表述外，后边亦常有涉及。如《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史传》云：“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宗经的态度都是很鲜明的。由此可见，所谓“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写不出好作品”，恰恰与刘勰原意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杜甫、白居易的不少诗篇，也以儒家思想指导来写作）。周先生所谓“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含义不大清晰，他似乎主要不是指以儒家思想来指导写作，而是指作品直接地着重表现儒家思想。他在《文心雕龙今译》的《时序》篇说明中说：“不论是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当作家依傍这种思想来创作，把这种思想作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妨碍他从生活中发掘思想内容，妨碍他的想象飞腾时，就会给创作带来不利影响。”他把东晋玄言诗和东汉渐靡儒风的作品相提并论，以作例证。诚然，东晋玄言诗往往以平淡而缺乏文采的语言，赤裸裸地表现老庄哲理，缺乏文学性，的确不是好作品。东汉渐靡儒风的文章可不是这样，它们往往华实兼备，有不少受读者喜爱的好作品。东晋玄言诗很少流传下来，东汉渐靡儒风的一部分佳作却长期为后世传诵（萧统《文选》即选人不少），读者的眼光很明亮，二者是品级不同的。宋明时代的理学诗、道学诗，才是着重宣传儒家思想、缺乏文学情趣的作品。它们也不受读者欢迎，其特点、影响与玄言诗相近。周先生还引用了《诸子》、《论说》两篇的言论来说明他的论点，细按也有问题。汉代的子书不及先秦，自是事实。其原因除内容多因袭前人、缺少创造外，还由于文章的艺术性较平庸，所谓“体势浸弱”，恐怕主要还是指作品体貌而言。刘勰评论学术著作和论说文，也是兼顾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上文说过，刘勰对王充的《论衡》并不重视。实际王充的《论衡》，创见颇多，不为儒家传统思想所束缚，但文笔较冗长拖沓，又缺少文采，因此刘勰不予重视。《论说》认为李康的《运命论》超过《论衡》（《沦衡》中有一部分篇章论述运命），就是因为《运命论》写得富有文采。如果刘勰很反对依傍儒家思想来写作，并把它当作衡量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那末王充的《论衡》将会得到他的很高评价。《杂文》云：“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这是一个很足注意的例子，说明刘勰从宗经立场出发，对《七厉》“归以儒道”的内容非常赞赏，但又指出它文辞较平庸不特出。再说，汉代的子书，固多属儒家学派，但也不是清一色。即以《诸子》所举诸书而言，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崔蹇《政论》属法家，仲长统《昌言》属杂家，杜夷《幽求新书》属道家，并不都是儒家（王充《论衡》亦属杂家）。《文心雕龙》是衡文之作，分析刘勰的评论，看来还得多注意文辞。《淮南子》内容其实也“类多依采”，但文辞较好，故《诸子》评为“泛采而文丽”。《论说》篇赞美魏晋的若干玄学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肯定它们的思想内容多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