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王运熙文集: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王运熙文集）》：王维青壮年时代生活在玄宗开元年间，当时政治比较开明，国家富强。正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心情比较积极开朗，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不遇咏》说：“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这篇作品不一定是歌咏诗人自己，但从这些意气豪迈的语句，可以看出诗人对于高尚的政治抱负的赞美。他对当时提拔过他的贤相张九龄，非常推崇。张九龄在政治上主张任用贤能，反对植党营私，反对随便以官爵赏赐臣下。诗人在《献始兴公》诗中对此作了由衷赞美：“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这也反映了诗人进步的政治理想。同时，诗人具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对当时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感到不满；他的贬谪生涯，更加强了这方面的认识。以上种种构成了王维的进步思想的一面，使他能够写出若干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诗作。张九龄的开明政治受到奸臣李林甫的嫉妒。开元二十四年，在李林甫的打击下，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任中书令。次年，九龄贬荆州长史。这是当时政治的转折点，从此奸臣专权，政治日趋黑暗腐败。“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王维对张九龄的被贬，很感沮丧，曾作《寄荆州张丞相》诗寄意，表示将退出官场：“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对置身于李林甫专权的官场，他也感到担心：“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他想学陶潜一样弃官退隐田园：“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中作》）可是他并没有坚决退出官场，而继续在朝廷担任官职。他不能过清贫的生活。他说：“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之三）在晚年所作的《与魏居士书》中还批评了大诗人陶潜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结果穷得向人家乞食。而他自己的处世态度则是：“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可以说是对于自己后半期生涯的*清楚的自剖，带着很明显的自我辩解的意味。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王维不能像陶潜那样洁身引退，安贫乐道，和统治集团决绝，过着贫穷的生活，而采取随俗浮沉的途径。这样做，他心中也感到内疚，存在矛盾，可是又不能以坚强的实际行动来解决矛盾，于是只能援引孔子“无可无不可”的话来解嘲，作为自己妥协的处世态度的理论根据。王维的后半生度着名为“身心相离”而“理事”却不能“俱如”的矛盾生活。一方面，他一直在中央朝廷担任官职，虽然官位到底不很高，但也逐渐升迁；另一方面，从四十岁左右开始他的长期隐居山林的生活（以前曾在嵩山隐居过），先是在终南山，以后在蓝田辋川，两处的景色都很美。他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同时对佛教的信仰也日益发展。他写了许多田园山水诗来歌颂自然界之美，歌颂自己隐逸生涯的恬适和愉快，同时表现了对仕途的厌倦，对人生的消极情绪，构成了诗歌的比较复杂的内容。尽管这时期诗人的思想感情寄托于山林和宗教，但他既然仍在朝廷作官，就不能不和腐朽的统治者们敷衍往来。他写了《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诗赞美李林甫，写了《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等诗文来赞美唐玄宗信奉道教始祖老子及其黩武战争的胜利。这是诗人生活中的污点，也是诗人作品中的糟粕。这里也充分证明了既然生活在混浊的官场中，与腐朽的统治者周旋往来，也就没有可能保持诗人的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