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教育与社会之间

　　《高考：在教育与社会之间/厦大教育研究院学术精品文丛》：四、发展转向：强化高等学校在招生环节的地位“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政策导向，指向的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与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分离，是对专业机构与学校不同责任主体、考试与招生不同职能的分离。但基于我国特定的文化基础、高等学校招生的工作机制，应尤其重视“相对分离”的意蕴。现阶段，重视招生在高级专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教育规律在高等学校招生中的意义、高等学校招生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联系，是走向适于中国国情的“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突破口。同时，将招生改革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底部发力：澄清招生之地值，以优化高等学校招生的工作机制为基点如前所述，高考改革长期处于“强”考试、“弱”招生的状态。人们常将目光锁定于考试制度改革，致力于提升考试的公平与效率，忽视了招生的重要作用。这种偏差有特定的历史根源，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依托科举选官甄拔出擅于治国理政的人才，由于选拔目标相对明确、单一，统一考试有较高的识别度。而在多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希望凭借高考“独木桥”遴选出三百六十行的佼佼者，由于选拔目标相对综合、多元，统一考试的甄别度有所下降。然而，统一考试作为自古以来的传统，已成为中国考试文化的象征，并与“至公”理念紧密相关。事实上，考试是手段、招生是目的，前者本应服务于后者。以统考成绩作为招生的基本但非唯一依据，适时、适度进行招生改革，可使其更具灵活性、可行性与有效性。招生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加强自下而上的自主权，这是与自上而下的考试制度改革相对的：考试的命题权在政府，考试改革的驱动力是顶层设计；招生的自主权在高等学校，招生改革的逻辑起点应为草根力量。现阶段，高等学校内部的招生权力多集中于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办公室，迫于“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导向、机关处室的行政属性，高等学校招生的行政性、程序性多于学术性、科学性，从而带来了高等学校招生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裂痕、引发了高等学校权力与院系意志的矛盾。因此，应强化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作用，将招生管理统一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治理的进程中。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公室、院系应合理分工，以加强招生的科学性。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应包括主管校领导、学科专家、专业教师、相关部门负责人等，以保证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平衡的前提下，破除“唯分数论”的桎梏，建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制定招生章程、确定选考科目、商定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使用办法、决定特殊类招考的录取依据、监督招生过程等。招生办公室受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领导，是高等学校招生决策的执行部门、高等学校招生活动的服务部门。院系则应成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智库，加强高等学校招生与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发展之间的联系。三者的配合，是高等学校招生科学化的关键。（二）内在作用：尊重教育规律，以增强招生的匹配度为原则教育驱动、文化驱动逐渐代替政治驱动，成为我国高考改革的主要力量。教育动因在考试招生中发挥的作用，可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解释。在招生改革的历史上，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相比，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在招生中发挥的作用甚微。而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教育与教育对象的关系，即招生与招生对象的关系，恰恰是改革中应首要考虑的因素、应作出的回归，这是招生改革的本质所在。招生应以考生的素养为起点、以对考生的全面考查为要求、以促进考生的适切性发展为目的。招生环节作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本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育属性，理应发挥育人功能。在国家发展的特殊时期，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渴望，使教育、高考、招生背负了太多职能之外的责任，更多地发挥着社会功能。在经济基础基本稳定的大繁荣时期，教育、高考、招生应反思如何回归本真，在发挥内在的教育功能的前提下，实现其外在作用。外在作用占主导的招生制度，以考生能力的纵向分布为据，强调的是“拔尖”，是让少数精英群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机会，从而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而内在作用占主导的招生制度，则应以考生的多元素质为据，追求的是“匹配”，是让广大考生的特长、兴趣与其专业选择相适应，获得适切性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