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后20年

**章 陆沉下的抉择　　陈寅恪的到来，也使陈序经“一手抓教授”的计划达到了高潮。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价值。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该天出版的《岭南大学校报》登出了“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的消息。该报云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壮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长亦出其门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陈先生以史学驰名海内外……其博学为学术界所公认。去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陈先生荣膺院士之选”云云[1]。这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次正式亮相，评价之高，甚为少见。除了“一九四二年”这个时间及“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这一点与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评语很贴切。从陈寅恪抵粤第二天校刊即登出消息此点去分析，陈寅恪远在上海时，陈序经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对陈寅恪的行踪了如指掌。陈序经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请陈寅恪？从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填写的有关表格所反映，陈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达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陈寅恪在岭大领*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岭大数学系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交待这样的“问题”：他自到岭大之日起便每月领取特别津贴港币一百元，一直领了两年多[1]。以此推论，陈寅恪每月所领取的特别津贴也不应少于港币一百元。至此，在陈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六十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看看同一时期珠江对岸广州市的情形，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1948年底，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分崩离析，各类机关纷纷南迁。广州雪上加霜，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多遭受一层大溃退前夕的浩劫；南国各院校的教学秩序接近瘫痪，“反饥饿、反迫害”等罢教罢学风潮迭起。1949年1 月13日，以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孔德为首的中大教授，联名向当局发出“因生活悲惨，要求依照*近调整待遇发薪，限十五日十二时前清发两个月，否则全体罢考（按：即不给学生出考题、批考卷）”的警告。2月2 日，因物价上涨，员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学教授会全体教授向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陈雪屏请愿，要求一次性透支3 至7 月份的薪津。3月5 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从该天起实行罢教并“总请假”达二十四天。5月中，中大教授会向社会发出快邮代电云：“恳请代总统、院长、部长准予借支生活费三个月……另每人疏散费二百块银元。”　　*令舆论震惊的是，同在该月，中大教授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前挂起了“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大字招牌，当街将首饰衣物、图书字画等当场拍卖，情景十分之凄凉。时人评之为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　　虽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景况却有天渊之别，此为陈寅恪之幸抑是时代之不幸？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岭表风物的陈寅恪，已开　　始将全副身心交给岭南大学。**次透露陈寅恪即将授课消息的是1949年4 月20日出版的《岭南大学校报》，在“下学期各院系开设科目”中，有这样两栏——中国文学系：白居易诗；历史政治学系：唐史。此两课程为陈寅恪所开无疑。岭南大学的历史专业一向很弱，没有独立的历史系，故历史与政治合为一系。有此原故，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很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在听他的课。听课人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总共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大部分人选读的还是政法专业[2]。所以，五十年代广东知名的历史学家杜国庠曾与选修过陈寅恪“唐代乐府”一课的岭大学生胡守为开玩笑，“你恐怕算是一个*高价的学生了”。意谓领*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导个把学生，该学生也可称“*高价”了[3]。往深一层看，这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在这个裂变时期的一种悲哀。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陈寅恪前半生涉猎的学术领域繁杂，公认已作出卓越贡献的便有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及古语言研究，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这些领域的建树，已显现陈氏学术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为叹息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东西，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这不仅意味着陈寅恪尚可以开掘更多的领域，对历史与文化有更多精辟独到的发见；它还意味着当文化的丰厚与历史的沉淀因人生机缘凝聚于文化大师一身时，大师身后，后人竟无法继承其遗产的几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过大师这一座碑石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碑石不知将在何处出现……实际上，当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在陈寅恪的晚年，顺应极“左”思潮，中山大学一直没有放弃改造陈寅恪“唯心史观”的努力，但一个忧虑的问题一直压在学校决策者的心头：怎样才能把陈寅恪的东西学过来。于是才有了以后一连串饱含着泪水的故事。岭南大学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为陈寅恪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却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学跟随文化大师承袭学问与学业，这是历史一个深深的遗憾。即使是办学妙手陈序经也无法挽回这个遗憾。远离“国共”大决战的中心，偏于南隅的广州，意外地出现了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却不能使陈寅恪在这里寻找到更多的后代学术知音，这也是岭南文化一个深深的遗憾。在未来，后世的岭南人将会为这一历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叹息。而在1949年，没有谁意识到这一点。陈寅恪似乎很快适应了这块土地，似乎喜欢上这座康乐园。　　不过，现实世界并没有世外桃源。河北岸的广州，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在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杭立武，安徽滁县人，十九岁毕业于金陵大学，二十二岁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二十八岁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以后即投身政界，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是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与“抢运两院古物”*有力的倡议者。叶公超，原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出任过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一职，陈序经和陈寅恪，与叶曾是同事又是熟人。在这段风雨飘摇、很多人都想远走异乡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未遗忘在岭南大学的“二陈”。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同样懂得“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在解放军的大炮已震撼南粤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与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即回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杭立武带着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概有即时兑现之意[1]。这一针锋相对的场面，多年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陈序经的回答自然是气话。他不可能给陈寅恪十五万港元，他也没有给陈寅恪盖新房子。不识时务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后也不明白，“二陈”两人人生的价值取向，远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钱、房子所能衡量。从杭立武多次劝陈序经动员陈寅恪出国这一点来看，可知此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对陈寅恪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若从忠心对君的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要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换句话说，直到这时“二陈”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序经与陈寅恪，显然始终都不屑这种机会。10月14 日下午5时许，*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药炸毁了沟通广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桥，无辜市民死伤近千，在广州的历史上留下了罪恶的一页。一个小时后，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广州市。陈寅恪坚决不出国有着很深刻的原因，这里暂且不提。陈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许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坚决不出国这一点，帮助他渡过了在极“左”路线下面临的许多次难关。陈寅恪也没有料到他身后的十多年间，关于他是否想去台湾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笔墨论战。当政治浮躁的烟尘渐渐被拂去，陈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便闪现出*朴质的文化灵光。难以想象，如果在1948年陈寅恪的生命中没有陈序经的出现，陈寅恪晚年将会漂向何方？　　陈序经，海南岛文昌县人，1903 年生。1920年入读岭南中学，192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 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次年重返岭大。1934 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及政治经济学院。到1948年为止，共在南开服务了十四年（内含西南联大八年）。纵览其一生，陈序经是个永不失厚道与雅量的教书匠。他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声誉，他出国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出生的籍贯，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云的机会。在三十年代的广东，同为“岭大”校友的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数次劝时在学校教书的陈序经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职，为陈所拒。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在广东碰到同乡陈序经，力邀陈担任驻泰国大使，并云“以君之声望，定能受到暹罗华侨的欢迎”。陈再拒。1949年国民党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担任教育部次长，陈三拒。这位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教授，却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知人知心，优容雅量，是他从事管理的宗旨。这一点，早在他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便已名声在外了。当时法律系主任是燕树棠，其时燕在中国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个特点，甚少当律师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难，燕树棠只好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知道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恭作揖恳求燕氏“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一时传为趣话。正是这种过人的器量与待人挚诚的吸引力，令陈序经在1949年前后创下了好几个值得一书的奇迹。前文提到的中国放射学权威谢志光，其时正去意彷徨，陈序经三番相请，结果谢志光不单自己来了，还带动了一批医学专家南下广州。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骅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湾待了半年。当陈序经从其家属处得知姜立夫有离台意时，即写信邀姜立夫回大陆，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 月，姜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到达香港，陈序经立即请姜到岭南大学执教。自述“一不懂广东话，二不信基督教，和岭南环境不相宜”[1]的姜立夫，就这样留在了广东。因为姜立夫的到来，陈序经在岭大新设了数学系，聘姜为主任。这位公认的中国数学界现代数学*早和*有成就的播种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院中有两位老导师的经历给了他很深的刺激。这两位导师年轻的时候美国尚未有高等数学，他们到德国哥丁根大学留学，立志为美国研究高等数学。*后用了三十年时间，将高等数学从德国搬到了美国。姜立夫也立志要将数学从美国搬回中国。192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国，在南开大学育才二十八年，桃李满天下[1]。　　姜立夫从台湾返回大陆，影响很大，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联名发来慰问电。五十年代初,国家筹建新的数研所，所长一职首先考虑姜立夫。时姜立夫已经六十岁，他在1950年赴京时以年老力衰亲自向郭沫若面辞。姜立夫自台回大陆，对一个人同样有重大的影响，这人便是陈寅恪。许是曾经同为“西南联大”教授，同是终生服膺“超政治、纯技术”（姜立夫语），这段时期姜、陈两人多有来往，交谈甚为投契[2]。这就是身处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在1949年能强烈感受到的身边四周特有的氛围。它有助于我们探寻陈寅恪与陈序经的心路轨迹，以及这两个学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砺的撞击点。仅仅用爱国一词，已无法概括深植在“二陈”身上的那种特有的文化意蕴。也不足以解释那种对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恋。抗战时期，有关当局明令各大学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坚决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1]。*后还是由张伯苓出面说情，陈序经没有“入党”，院长还是继续当。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陈序经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1953年，新加坡酝酿筹办南洋大学，有意聘请陈序经为校长。中共华南分局书记陶铸知道此事后，赞成陈序经赴新加坡办学，陈序经却摇头。事后陈序经对其子女说，从南洋归国，其父就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这段嘱咐他铭记终身。南洋大学*后请了当时居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出任校长。林语堂举家去了新加坡，结果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语堂以校长名义筹办南洋大学，终因与学校“执委会”意见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辞职。[2]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但正是这位谦谦君子，在三十年代却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数十年来，“全盘西化论”一直遭到社会的痛诋与围剿，今天已没有必要“为贤者讳”。陈序经很特别的一生与其很复杂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观与历史观，可以说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义上，这一典型永远有启迪与值得探寻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学，流传着这样几则无法证实的轶闻：其一，某次陈序经与陈寅恪同乘一辆小车进城，恰逢走到某处司机要倒车才能绕行，陈寅恪忽与陈序经打趣，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倒车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倒车了。陈序经闻言只是笑笑。其二，某日陈序经与陈寅恪同席吃饭，陈寅恪知道陈序经习惯用筷子，便笑着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来陈寅恪大半生已养成习惯，喜欢吃牛油、面包、牛奶等，故有此喷饭之语。自然，这都是学者间的幽默趣事，不必当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陈”在个性上的差异及在文化同归之前殊途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文化与人这类形而上的话题显得分外亲切与分外有魅力。就性格而言，陈寅恪孤清、倔傲，这与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关系；陈序经则谦和、优容。一刚一柔似无共通之处。就年龄而言，陈寅恪比陈序经大十三岁，亦师亦友；就经历而言，陈寅恪目睹过本世纪之初的社会裂变，与陈序经可算是两代人。陈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学十余年，陈序经亦有在东南亚、日本、美国、英国及德国游历与求学的经历，但在这两个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浓郁的中国文化传统：陈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体字；二三十年代陈寅恪尚年青时，已是终年唐装长袍，典型的传统服饰打扮；带书籍资料上课讲学，多用一块布裹好提着上讲坛，此特征已成为清华学子辨认陈寅恪的*好标记。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国式的。*后，*能沟通“二陈”精神世界的，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意识。此点，成为二十世纪渴望做一个纯粹的学人那一类知识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涡而只好洁身自守*见品格的一个闪光点。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　　比起陈序经，傅斯年很不走运。　　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可能把陈寅恪“抢运”走的，恐怕只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台湾的傅斯年，多次致电陈寅恪催其赴台。　　历史还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线索。1948年底陈寅恪自北平飞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 月16 日，国民党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1949 年1 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正式就职。傅斯年当然知道陈寅恪的价值。远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当贡献的。该所云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精英。史语所共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三个机构。三个组的负责人皆一时之俊杰。历史组负责人是陈寅恪，语言组负责人是赵元任，考古组为李济。赵元任，现代杰出学者，在语言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赵早年已负盛名，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李济，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山人之一，领导了被世界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掘之一”的安阳殷墟的发掘。三组负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人都曾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赵、李两人并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们招至麾下时，陈寅恪才三十八岁，赵元任三十六岁，李济更年轻，只有三十三岁。作为一个管理学人的行政人员，傅斯年亦可算是一个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纪前期像陈寅恪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个性与人生理想，他极少与所内的学人谈论实际的政治问题。傅斯年死后二十多年，李济在回忆文章中尚如是说，“傅斯年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从不跟我们谈政治”[2]。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处。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傅斯年当年在史语所有一硬性规定，不准所内人员兼职。陈寅恪与赵元任时为清华教授，无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陈、赵两人例外，两头兼顾。据说，当年也只有这两个人是例外。陈寅恪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陈，但对陈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陈寅恪相知之深。　　撇开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民党联结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人。这位生于1896年的山东人，十岁时被誉为神童，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三岁赴伦敦大学留学，二十七岁转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陈寅恪这时正在柏林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若从这个时候算起，直到1948年，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学人与为官治事之间，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二十多年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但作为学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对明史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有相当的研究。傅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长年与国民党“同甘共苦”的学人，身前身后获得了少有的“贤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识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时他的博学与文化学术思想，也赢得了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好感。在陈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长、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员，傅斯年恐怕可算是唯一的。1949年傅斯年对陈寅恪“屡电催赴台”，应有更深的原因。在上一年底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便匆匆出任“台大”校长。再联系1948年12 月15日傅在南京亲自迎接自平飞宁的胡适与陈寅恪，这期间傅斯年似乎与陈寅恪有一个口头之约，不然不好解释马上成为校长的傅氏为何屡电催陈赴台。据说，在台湾的傅斯年已为陈寅恪准备好数名助手。傅斯年一直期待着陈寅恪的到来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大概这种说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陈去台事。以傅斯年办事的魄力，只要陈寅恪想走，马上能派出专机是很有可能的事。令人略为惋惜的是，这样有才干的人，竟然以悲剧告终。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临时参议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倒地不治。其时傅正为“台大”事接受参议员的质询。故傅死后台大学生集会示威抗议参议员逼死校长，几乎酿成一场风波。耐人寻味的是，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写过挽诗，但到目前为止，在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此诗恐怕将永远被湮没。傅斯年直到死，都一直效忠国民党，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五十年代初，陈寅恪显然曾将该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向达对其他人说过这样的话：陈寅恪在诗中将傅斯年比作郑成功[1]。另据邓广铭回忆,陈　　寅恪悼傅斯年的诗即1950年所作的《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七绝。此说尚有待细考。相比于陈序经能把姜立夫从台湾“抢”回来，傅斯年不能“抢运”出陈寅恪，已不是欠缺运气可解释。陈序经能安陈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　　两个同与陈寅恪一样横跨三个朝代（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的人，在1949年前后的人生抉择，可以作为解释上述问题的注脚。张伯苓，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办学之初就立下“终身从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恳请，终于**次破例答应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年七十二岁。结果半年不到，因无法忍受当局“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愤然回到重庆的寓所深居简出。共产党进军西南前夕，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催促张去台湾或出国，并保证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张伯苓没有点头。*后一次由蒋经国上门劝说，并云“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伯苓到*后还是没有答应。结果，张伯苓*终还是留在大陆。[1]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生，前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少年时聪敏过人，已有才子之称。1917年由清华学校派往美国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教授，研习文学、哲学等。吴宓在哈佛与陈寅恪相识，甚钦佩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人品志向，遂结下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生死不渝的友情。在1949年，吴宓执教于武汉大学。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子夜，共产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国统区盛行一时的划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烟吹散。4月29日，吴宓西飞四川，本欲出家当和尚，后取消此念，入当地院校讲学。自云“仍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2]。10月，香港友人函请吴宓赴港共事讲学，吴宓谢却，时年五十五岁。很有意思，1949年前后吴宓听到了很多关于陈寅恪已离开大陆的传说，他始终不相信。他太了解陈寅恪了。吴宓之所以飞赴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国维之死。“出家”与“死”，生命的形态虽有不同，但实质只有一个：抛弃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国维与吴宓是相通的，永远不离开这块土地——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但一念之差，吴宓又降回尘世，他将度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