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

　　《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　　*后，藤野先生还具有世界人的情怀。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除了产生了“真的人”的意识之外，还产生了“世界人”意识。如果说“真的人”是根源于中国的国家意识的话，那么，“世界人”则是根源于超越种族和国家的世界情怀，这对鲁迅成长为具有世界胸襟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正如鲁迅在1908年所说的那样：“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日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日汝其为国民，一日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②　　藤野先生的世界性情怀，主要体现在对鲁迅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青年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上。这在藤野先生那里则表现为当同学们误解了鲁迅的时候，藤野先生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认同，仗义执言，为鲁迅辩护并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从而使流言终于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在别人怀疑鲁迅价值的时候，藤野先生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正义的鲁迅一边。这些行动既显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的信任和偏爱，也赢得了鲁迅对于这信任和偏爱的无限感念。这既令鲁迅为之而感到不安和感激，也与鲁迅所特有的文化视野相对应，使鲁迅见出了“别样的人们”的爱的情怀。而这样的爱，还超越了种族的局限，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和价值——一个外国人冲破狭隘的民族偏见，以世界人的情怀来关爱着异国他乡的青年学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博爱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的表现，尤其是在鲁迅切身经历了“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后，藤野先生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和价值：相对于日本来说，藤野先生是日本文化的优秀典范；相对于中国人来说，藤野先生是中国文化应该学习的典范。　　从鲁迅同学的回忆来看，像藤野先生这样严格的先生，还有敷波教授。敷波和藤野先生共同担任解剖学这一主要学科的教学工作，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鲁迅所学的藤野先生的解剖学是59.3分、敷波的组织学是72.7分。但敷波却没有进入鲁迅的文化视野中，这可能因为敷波教授没有像藤野先生那样，显现出“真的人”所具有的世界性情怀。而藤野先生进入鲁迅的文化视野中，*重要的恐怕还是与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世界性情怀有着深刻关系。　　鲁迅把藤野先生“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定位于“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从而使全人类受益。具有这样的一种科学态度和博爱精神的藤野先生，也就自然获得了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藤野先生的这种超越民族偏见的世界性文化情怀，成为鲁迅人格建构的楷模。　　尽管鲁迅在理性上实现了自我认知的转变，但就其审美情感的构成来看，他还深受传统审美情感的影响。鲁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主要是生活在典型的传统文化氛围中，这使他原初的审美情感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底色。然而，因家道败落所经受的冷漠和讥讽，使鲁迅不可能再形成与传统文化相吻合的审美情感。适逢社会巨变时期，鲁迅的审美情感开始发生转变，其审美情感的转换异乎寻常的艰难，但他勇于一往无前，不屈地探索，力求蹚出一条新路子。诚如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讲的那样：“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其自我蜕变的艰辛可见一斑。　　倘若从理性认知来看，鲁迅早在1907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人的精神的深刻领悟，并且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表达了他的这种理性认知。但是，在审美情感上鲁迅却无法一时间完全摆脱传统文化情感的束缚。至23岁，他才毅然地剪掉了那根长辫子，到26岁，还是不违母命而和朱安女士成婚。虽然这在其理性认知上不能接受，但他从传统文化上还是无法挣脱传统审美情感的束缚。就此，鲁迅后来说“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①。这是鲁迅对于无法超越传统文化情感约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