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博览会贸易促进效应研究

　　《进口博览会贸易促进效应研究：主体、内容和网络》：　　（一）发挥进口博览会投资促进效应，加快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主要包括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等。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探索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贸易便利化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制度创新都取得积极成果，并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和推广。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发展，应立足于国家层面的设计要求，推进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尤其是要适应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发展需求，发挥进口博览会投资促进效应，优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准入和管理机制。一方面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以适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准人机制，新型国际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货物、外汇、自然人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等；另一方面构建全面风险的管理体系，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从重点领域监管、信用分级管理和边界安全等不同维度实施。　　（二）发挥进口博览会改革开放效应，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能级提升　　上海利用外资40多年以来，总部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健全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资本储备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服务型、数字型跨国公司总部开始崭露头角.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业务和职能的多元化已成趋势。新时期，上海要充分发挥“五个中心”主体资源集聚优势，一是从贸易、航运、金融、科创功能层面进行分类施策，紧抓主体特征，制订标准，推动存量企业功能升级，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二是从点上政策突破到从面上统筹施策，对外汇、人才、贸易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进行系统安排，打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业务和功能多元化发展诉求；三是对总部政策进行创新，形成“重潜力、重经营、轻资本”要求，推动上海成为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跃升平台，推动外资创新型企业成为总部经济的重要增量；四是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为关键供应链提供资本保障。当前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全球资本市场走弱，外资企业母公司经营业绩下调。建议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政策落地，提升上海资产管理和金融风险管理功能，为关键供应链提供资本保障。　　（三）发挥进口博览会技术促进效应，拓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增量空间　　上海对外开放以来，形成了陆家嘴、张江、保税区、临港、金桥、虹桥等特殊经济载体，以及静安、长宁、徐汇、闵行、嘉定等外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产业外资高度集聚、产业链较为完整。随着开放的深入，产业转型、制造业离散和综合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使上海制造业外资高速增长的阶段结束，但是服务和数字领域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主导趋势，要充分发挥进口博览会新服务和技术发布平台作用，依托制造业集聚优势，在张江、临港、金桥、外高桥、虹桥等加快建立开放型产业体系，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在重点优势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医疗健康、在线消费、工业互联网、“5G+”、智能物流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新兴产业，打造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注入新动能。新时期，上海要赋予这些开放型经济区域更多的管理权限，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投资环境下，快速高效响应。要抢抓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机遇，在电信、科研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快推动外商投资人体干细胞与基因诊疗、影视后期制作、形成数据跨境流动体系等开放措施先行先试。　　（四）加快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拓展跨国公司地区发展空间　　上海对外开放在过去40年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空间资源，在新形势下，上海外资高质量发展需要开展跨区域的空间合作。一是全力推进长三角区域门户开放枢纽建设，积极主动参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强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资源要素服务功能、高端高新产业引领功能、重大改革任务试验示范功能。疫情发生以来，供应链的国内运行基本顺畅，但是跨境供应链运行难度较大，尤其是国际疫情使全球港口封港、停工，企业货物在港口滞留。面对全球供应链运行受阻情况，上海要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一网通办”深度融合，提升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水平，推进“通关+物流+收费”功能，实现跨境贸易时间和成本的可视化、可追溯。二是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推动产业园区“走出去”，积极参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为承接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优化供应链的新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