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微澜:胡适与“新红学”

**章 论1954 年的“批俞评红”



**节 给《红楼梦》以更高评价是时代的需要



1954 年的“批俞评红”，是1955 年“胡适思想批判”的先声，在海峡两岸激起的涟漪，至今仍未宁息。若要洞悉运动的实质，的切入点，便是海峡彼岸的非议，在此暂不阐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54 年的“批俞评红”，是不是“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如若凭借实的材料，从学术角行历史性重温，就应得出相反的结论：那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认识古典文动。

一

任访秋《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与批评问题》说：“在新的时代，我们不管是搞什么，都应该问一问这样做对有什么好处；同时我们批评任何事物的好与坏、是与非，也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新论，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他们阅读了新版《红楼梦》，“恰恰在这时，伯的《红楼梦简论》在《新建设》三月号发表了。他那种对《红楼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肆歪曲，露骨的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观点，激起了我们的义愤，……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对的古典遗产的自豪感，迫使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歪曲，觉得应该马上给以反击。”在两位学克思主义的青年的直觉中，对《红楼梦》的贬低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评价：



《红楼梦》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腐朽透顶的生活面貌。作者以其对真实的追求，对深邃的美的追求，描绘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时代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完整的悲剧性格，体现了的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体现了爱自由、纯真的人道主义的人类理想，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征兆。曹雪芹在全书开始，以炼石补天的神话，概括了全书主题，这是一篇对被封建社会歪曲的天才的热情颂歌。



这一全新的见解，将《红楼梦》放置在由《诗经》、屈原、杜甫、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所代表的“性传统”中，紧密结合封建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悲剧加以论述，与胡适“新红学”将《红楼梦》看成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传说相比，确是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的。这种全新的价值判断，旋即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遂成为被推崇的治学方法的典范。李、蓝新论揭开了“批俞评红”的序幕，1955 年6 月，出版了《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至四集，共收论文一百二十五篇，一百余万言。



二

批判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步的必由之路。《红楼梦》价值的讨论，既然提到了两个阶级、两种观斗争的纲上，自然会伴生出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批俞评红”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形势需要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这就是政治；而如何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才是学术。政治中有学术，学术中有政治。政治与学术，绝不是只有对立的一面，没有统一的一面。政治引导学术，但没有取代学术；政治影响学术的走向，但学术确在深入发展。政治的批判与学术的批判，相并而行。

由李希凡、蓝翎提出的“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是时人添加给《红楼梦》的价值判断，但又是以学术商榷的面貌出现的。为了增加说服的力度，“新说”倡导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寻找足以支撑它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法。李、蓝自以为超胜伯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找到了当时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再运用诸如“观中的矛盾”去解读作品。

当然，从小说的丰富内容出发，说《红楼梦》是现实主义作品，不能说有什么大错。问题在于，当李、蓝似乎完成了《红楼梦》是“现实主义杰作”的论证之后，便在舆论上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气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是先验的、丝毫不容置疑的；《红楼梦》具有反封建的倾向性，也是先验的、丝毫不容置疑的。他们认为伯说《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之所以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这个观点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而是因为它“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a。但事情会不会有相反的一面，即作者没有“地说出”的，是不是就一定是反封建的倾向性呢？李、蓝没有说，其他人也同样没有再去深究。

伯把《红楼梦》的内容分作“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三种成分，“这些成分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李、蓝其实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强调：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现实主义战胜了他观中的落后因素。在做出这些论断的时候，他们的命意何尝不佳，但只是一味强调《红楼梦》的倾向性，一味强调《红楼梦》的反封建性，则脱离了作品的实际存在。在笔者看来，还不及伯“三种成分”论，更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也更契合辩证法。

从现象上看，“现实主义”在红学领域中的“套用”，似乎一举扭转了胡适“新红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谁也不曾料到，恰恰是这种公式本身，为日后胡适“新红学”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第二节 伯与胡适的关系



一



聂绀弩的《论钗黛合一的思想根源》，从学术角度将矛头直指胡适：



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说孙悟空故事是从印度哈奴曼故事来的，因为哈奴曼也是猴子，也有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之类的神通。胡适的追随者则说墨子是印度人（一说阿剌伯人），“墨翟”是“黑色的夷狄”的意思，墨子思想就是印度思想。又《天问》是从印度的什么诗翻过来的。而小说中的“梅岭失妻”型故事也是从印度来的，引伸到《琵琶记》之类，凡是其中有一夫一妻中途失散或其他变化终于团圆的故事，都是从印度来的。胡适曾以“考证”方法断定屈原这个人是没有的。胡适的追随者则断定“禹是一条虫”。又说李白是胡人，靠的证据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是胡语。不是说，中印两国不是很早就有文化交流，文学故事里的某些筋节，不可能受到外来影响，大禹、屈原的在历史上的存在不许怀疑，但的“考证”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捕风捉影。把那些捕风捉影之谈综合起来，就可看出一件极明显的事，所着眼的，所津津乐道的：一、某些人或思想或作品是外来的；二、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如果不能证明他是外来的，就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三、某些无法说是外来的又不能否认其作者的存在的作品，如《红楼梦》，就抽掉它的现实内容。的“考证”，就是要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众多的伟大和的人物，否定历史上的中国的文化业绩，教中国相信自己是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创造能力的，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内容的。这就会削弱中国族自尊和自信，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冯雪峰说他“桀骜不驯”，他说自己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他当年对的评价，能说是违心之论吗？



二

轰轰烈烈的“批俞评红”，并没有取得真正胜利，根源在于学术，源于“冲击者”对伯与胡适关系的错判。他们没有意识到“新红学”内部的磨合、重构和反省，没有意识到维系“新红学”的支柱原本是不坚牢的。李、蓝虽然承认：“伯先生对于旧红学家些年来把《红楼梦》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学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了解对于“新红学”的质疑，首先来自其开山祖师之一的伯。“批俞评红”的战略失误，就是将伯错判为胡适的“代理人”。

早在1921 年5 月30 日，伯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



我的意思，是：假如陆续发见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类乎宝玉，我们与其假定《红楼梦》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说《红楼梦》底真作者非曹雪芹。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确的事实。若并此点而不承认，请问《红楼梦》如何读法？但雪芹与宝玉底性格，如尚有可以符合之处，那自然不成问题，我们也可以逃这难关了！我揣想如真作者隐去姓名，所谓“真事隐”；而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



此时的伯虽然还是“自叙传”的信奉者，却不是“曹雪芹自叙传”的信奉者。因为人们对曹雪芹并不了解，无法证明曹雪芹与宝玉即是一人，假如没有“别书可以确证《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或者日后发现的材料表明曹雪芹与宝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宁愿不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真作者。

1921 年9 月24 日，他在《〈红楼梦讨论集〉序》中说：“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

1925 年1 月，伯就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拣要的一点先说罢。……究竟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说要贸贸然修正它，颇类似‘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有点儿骇人听闻。”伯为什么要修正这个“中心观念”？是因为他不知道“《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率居何”，但相信“自叙的分子”，“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他后悔自己“难辩解的糊涂”：“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对，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一步联系《红楼梦》的创作，说：“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异于影射？何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他坦然承认：“新红学”的研究模式，与被胡适称为“猜笨谜”的旧红学，其实是相同相通的，甚至直率地表明：“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

他还“随便举出三个试题，为新‘红学’者的入学考试”：



（l）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

（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

（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



结论是：“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伯作此结论时，下距“批俞”运动尚有三十年。可以肯定，此时并未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



三

在考证的领域，伯也发觉了胡适的漏洞。如曹雪芹的卒年，伯说：“若再照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往上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职，以后他们家便没有人再做江宁织造了。雪芹其时只有五岁。即说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为雍正纪元，其年雪芹才六岁，这差别并不大。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

有趣的是，有位王南岳读过《红楼梦辨》，1925 年1 月8 日《晨报》发表了他给伯的信，就《红楼梦》中“明儿”一词是“实指”还是“虚指”；贾蓉究竟何时续娶，向伯请教。伯1 月18 日回信说：“你所提出的两问题，于我现在很少趣味了。只因你的态度很恳切，属望于鄙人者很殷，遂不恤喋喋地说。临了，我告你，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b 须知，他在《红楼梦辨》中曾经宣称：“《红楼梦》是一部自传，这是的发现。”他之所以“自悔其少作”，是因为没有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这在观念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和转变，是思想觉醒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