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文选读

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这里所谓“中国形象”是指西方对中国的一种认识和想象，是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伴随着中西文化自身发展的步伐，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和文化语境下，由不同类型的文本构筑而成的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社会集体性的话语谱系。 西人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后，在早期的描述中，中国以“丝人国”的形象出现在西人对中国*初的想象之中，但由于记录的零散，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直至 13 世纪中后期，随着《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游记的流行，才将遥远神秘、富庶强大的中国构想引入西方的文化视野，成为西方“中国形象”的起点。此后，随着西方和中国交流的密切，西人关于中国的著述日益增多，从而构筑起西人眼中纷繁多样的“中国形象”。简言之，构筑西人“中国形象”的文本在形态上主要有旅行家的游记、传教士的书信、外交使节的报告、西人关于中国的专门著述、西人创作的“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西人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西人创办的以中国和远东地区为主题的外文报刊和西人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等。 自 1735 年法国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上刊登了三篇中国小说的译文肇始，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亦成为西人构筑“中国形象”的重要文本支持。在这方面，中国古典小说译本具有天然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古典小说是由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作者凭借小说这种叙事文学体裁，通过复杂巧妙的结构、持续发展的情节、绵延拓展的时空、丰富详致的细节，赋予小说表现社会的内涵和功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中国及中国人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自我投影”。因此，中国古典小说往往被西人视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有效生动的媒介，*直接的窗口。其次，中国古典小说早期的译者大都是西方人，受译者自身思维范式、知识结构、学术素养与文化积淀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带有偏见，以“他者审视”的态度有选择地翻译中国小说，自觉不自觉地以西人的标准添加或改写其中的某些情节，并注重中西文化之间的比较和差异。正是在“自我投影”与“他者审视”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成为构筑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重要文本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构筑西人“中国形象”具体有四种方式：（1）西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选择。西人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选择标准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人对“中国形象”的构想。（2）西人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小说的改写。通过对中文小说的增益或删节，展示和凸现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的某个侧面。（3）译本中前言和注释的添加。译者为译本添加的前言或注释往往包含大量的信息，或为译者对所译小说的介绍，或是对小说中出现的典章制度的解释，或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或对小说本身的内容、人物做出批评，成为西人构筑“中国形象”的重要凭借。（4）中国小说译本在西方的刊印和流传。中国古典小说通过在西方的传播，将关于中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带入西方世界，成为西方读者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构筑起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与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进程相一致，西方通过小说翻译构筑的“中国形象”，先后出现了三种类型：“道德理性之乡”“中国情调”与“多面的中国”。这三种“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大抵与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浪漫主义思潮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相一致。首先，“中国形象”在启蒙主义思潮的背景下进入西方的文化视野，中华帝国作为“道德理性之乡”被西人定格和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人在启蒙主义影响下对理性的推崇。进入 19 世纪初期，随着浪漫主义的蔓延，西方发出了一种对人的感情自由抒发的呼唤，形成了对人为理性的反弹，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中国“道德理性之乡”的形象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作为异国风尚而出现的“中国情调”。进入 19 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伴随着中西力量对比的悄然变化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推进，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因而其对中国的评价也逐渐带有负面的成分，形成了西人眼中“多面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