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张爱玲

张爱玲《书不尽言》中的我 一 三十四年前，当我把“梁京”也即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影印件寄给《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编辑黄俊东先生时，万万没想到《小艾》的重刊会在港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随着《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的问世，当时张、宋之间关于《小艾》重刊的来往通信终于完整地浮出水面。 《小艾》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为了搜集周作人集外文而去查阅一九五○年代初的上海《亦报》，先见到“梁京”《十八春》（即后来张爱玲自己改定的《半生缘》）的连载，接着就见到连载的《小艾》，不禁大为惊讶，张爱玲竟然还写了这么一部中篇，我们以前一无所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把《小艾》影印本寄给黄俊东。黄俊东是现代文学书话家，他编过张爱玲的《张看》，还与张爱玲通过信。他对张爱玲并不陌生，因此马上回信嘱我撰一评论，与《小艾》一起在《明月》次年元月特大号刊出。我当然遵命，急就《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一文寄去。《小艾》在香港和台湾同时发表，系《明月》联系决定， 我当然也无意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明月》一九八七年元月特大号与台湾《联合报》副刊同时刊出《小艾》（后者是连载）。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宋淇先生致信张爱玲说： 兹附上《明报月刊》一月份特大号刊出你在十八春（疑脱漏“之后”两字）的连载小说《小艾》，信内一位大学讲师的文章说得很清楚。麻烦的是台湾《联合报》副刊于十二月廿七日开始连载……大陆方面的态度在陈子善一文中看得很清楚。我想你站在原作者的立场应该说几句话：现在《明月》和《联副》已将全文刊出，等于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的了，文章当然越短越好，话说得越多，越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文中也不必提陈子善一文，否则正中他们的计谋，当作没有这回事好了。 宋淇信中所说的“一位大学讲师”即指我。他及时向张爱玲通报《小艾》在港台重刊，并建议张爱玲对这部小说略做解释。但他认为拙文代表“大陆方面的态度”，是有“计谋”的，显然误解了。拙文只表示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普通的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意见，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无法代表“大陆方面”。宋淇后来一定知道了我是什么人，曾就“褐木庐”藏书票事写长信复我，对后学悉心指点，我一直感铭。一月二十二日，宋淇又写长信给张爱玲： *近《小艾》在港、台同时刊登，因读者好久没有见到你的作品，不免造成轰动，为了这事，我时常接到询问的电话。经我慎重考虑后，不如将你近来发表的作品，汇集成书……我已将（《小艾》）全文和陈子善的《〈小艾〉的创作背景》一文挂号寄上。……《联副》将比较敏感的部分，尤其*后的三分之一，加以删除。现在《小艾》从一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变成人见人爱的对象，非出单行本不可了。 一月二十三日，宋淇再次致信张爱玲，首句即说：“希望你已收到我于十二月廿九日寄给你的《小艾》和陈子善介绍《小艾》的文章”（宋淇“十二月廿九日” 的信未见，疑为笔误，应为“一月五日”）。到了二月二日，宋淇致张爱玲信中又告诉张：沈登恩“已将《明报月刊》陈子善一文交给《自由日报》发表”。此事我一直不知，三十四年后的今天读《书不尽言》方才明白。沈登恩是台湾出版家，曾长期主持远景出版公司，他后来与我成为朋友，但从未提起此事。 二 为了中篇《小艾》的重刊，宋淇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至二月二日，接连给张爱玲写了长长短短四封信。但张爱玲因感冒等原因，迟至二月十一日才简单作复，信中提到《小艾》只有一句话：“收到信只拣marked urgent 的一封搁在手提袋里，也带出带进好几天后才拆看，完全同意”。这封内容清楚的紧急的信到底指哪一封？已难查考，但张爱玲“完全同意”宋淇的处理方案，却也确切无疑。 到了二月十九日，张爱玲才在第二封关于《小艾》的复信中正式表态： 我非常不喜欢《小艾》。桑弧说缺少故事性，说得很对。原来的故事是另一婢女（宠妾的）被奸污怀孕， 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孩子抚为己出，将她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儿子归五太太带大，但是他憎恨她，因为她对妾不记仇，还对她很好。五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少年， 她一度向他挑逗，但是两人也止于绕室追逐。她婚后很象美国畅销小说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 之所以抄录这一大段话，一因这是张爱玲对《小艾》的情节唯一的说明和补充，二因后来宋淇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移入他起草的《余韵》代序中，而且刊出的是张爱玲此信中这一部分的手迹，只不过把“桑弧”大名隐去，改为“友人”。以前读这篇代序，并未注意这个细节，这次重读，果然发现“友人”两字不是张爱玲的笔迹。 张爱玲在此信中还请宋淇代托皇冠编辑为她“删改”《小艾》“有碍部分”，并再次明确表示：“出书的计划再妥善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书名就叫《余韵》”。由此可知，收入《小艾》的张爱玲散文、小说集《余韵》（一九八七年五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是宋淇代为编选并起书名，得到张爱玲的认可。张爱玲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还特意提到“还是想请Stephen 代写一篇关于《小艾》的短文，不用给我看了，尽快发表”。但宋淇没有另写，只在《余韵》代序中做了简要的交代，不过他也强调此书中“*重要的是中篇小说《小艾》，也是促成出版《余韵》的主要动机之一”。确实，单就篇幅而言，《小艾》就占了《余韵》一半的篇幅。 《余韵》出书前，张宋通信中还有一次提到我。宋淇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致张爱玲信中对张爱玲笔名“梁京”的来历代做了一番分析（宋的分析已写入《余韵》代序，不赘）之后，又说： 《明报月刊》四月号转载了《亦报》上的反响，关于《十八春》和梁京的，其中有叔红两短文，陈子善说明叔红是桑弧的笔名，“叔”和“桑”用同一个子音“S”，“红”和“弧”用同一个子音“H”。 宋淇这里指的是拙作《〈亦报〉载评论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我在文中透露当年撰写《推荐梁京的小说》和《与梁京谈〈十八春〉》两文的“叔红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导演桑弧”，这是柯灵和魏绍昌两位前辈当时向我证实的，而宋淇则从这两个名字“用同一个子音”进一步做了确认。这也导致张爱玲在五月二日回信中做出如下回应： 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没加解释。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 原来张爱玲有名的“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 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这段话真太重要了。试想，如果《小艾》晚发现数年，乃至在张爱玲逝世之后才“出土”，这个秘密可能就成了永久的谜。因此，我应该为自己及时发现《小艾》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