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作为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禅宗在废名身上留下了明显痕迹。综观废名作品，既没有封建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农村凋敝的客观反映，也没有资本主义入侵引发的骚动和畸变。揭露兵燹匪祸成为当时“反战小说”的题材取向。当废名涉及这一题材时则进行审美重构：颠覆现实生活中“可怖的事实”，人物生活在圆满恬静的世界；现实的兵民对立冲突被融洽和睦的关系所取代。《浣衣母》这样写道：“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很带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小说塑造理想化的“翁媪儿女”是出于对文化性格美的挖掘和审美意境的营造。作家“禅化”的人生态度，缓解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进而获得心理平衡。　　1930年《桥》在《语丝》发表。这是废名通往禅境的“桥梁”，体现作家“追求罕见的和谐完美”。废名“把全部的努力都放在当地的风土人物的描写上，对故事本身的开展是完全忽略的”②，将《竹林的故事》隐逸风格推到了极致。《桥》中，废名以自我心灵感悟故乡风物，直达无限的人生体验，呈现出“一种非写实非浪漫，似写实似浪漫的田园诗”。他对乡风民俗尤为关注。如三月三望鬼火，清明节上坟，打杨柳，在佛庙里坐蒲团，端午节包粽子以及史家庄的老习惯（给初次登门的孩子“送牛”.给死者“送路灯”等）。在不背离世俗生活的情况下，废名以禅超然出世的姿态，感知和处理民俗事象，体现了禅宗排斥对抗，崇尚谐和的智慧。文本在呈现幽然淡远意境的同时，作家也获得了自由无碍、本然清净的心境。　　*能体现“禅宗”特色的是《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作于1930-1931年的《莫须有先生传》，描写莫须有先生隐居北京西山的生活经历。其中不乏对宇宙人生的参悟。正像“废名”一样，“莫须有”也具有禅意。1927年，废名在西山隐居求道，与熊十力探讨佛学。1931年4月12日，周作人在给废名信中称他为“莫须有翁”。我们大概可以认为，这篇作品是废名这一时期心境变化的自传性记录。小说除语言“奇僻生辣”外，引起周作人兴趣的是颇为费解的禅趣机缘。虽然废名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为难懂的作品，但我们从禅宗角度解读文本，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　　1947-1948年完成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接续了《莫须有先生传》的禅宗特色，参禅悟道，玄谈佛经的成分更多。这个时期，小说语言再次发生变化，通篇散发出空灵通达的气息。从废名语言和叙事的渐次变化中，我们可以观照废名参禅悟道的层次与境界。　　废名写意化特征是建立在禅宗文化基础上的。禅宗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世界观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重视实际生活的体验和感悟。李泽厚说：“禅宗在客观上仍包含有对感性世界的肯定和自然生命的欢欣，而这正是审美感受不同于宗教经验之所在。”废名的禅宗意识是个性解放思想在30、40年代的余绪和回响。　　地域文化对废名性格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黄梅戏原是湖北黄梅的地方戏，后流传到安徽并成熟起来。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民间戏剧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规范。加上日常生活的四时八节、民间游艺、饮食风俗，日神文化对废名性格的影响不可忽视。　　黄梅以其佛国胜境吸引无数高僧名士凭吊游览。椐《黄梅县志》记载，陶渊明、高僧慧远、李白、裴度、苏东坡等都慕名前来。尤其是鲍照终老黄梅，至今保留着鲍公祠、鲍母祠、鲍参军墓和俊逸亭等文化遗迹。在禅宗史上，东晋开始，名士名僧多有交往，名士禅化，禅僧士大夫化渐成时尚。例如慧远不拒与陶潜、殷浩往来，应酬唱和。可以这么说，名士禅僧的交往使禅学渐渐脱去神秘的宗教面纱，深受普通人喜爱。　　在禅宗史上黄梅久负盛名。五祖弘忍乃黄梅人氏，受衣钵于四祖道信，传与六祖慧能。黄梅的五祖寺据信是弘忍开创道场，弘扬禅法的地方，从此兴盛不衰。五祖寺周围，群山环绕，古木参天，自然风景无不透着禅意。《黄梅县志》记载，五祖十五代嗣孙法演禅师的法嗣表自禅师，“修造石道，自一天门直达白莲峰顶，历数里许及讲经台，三佛桥，沿路五塔，引路百松，悉出其手，至今赖之。”白莲峰顶相传有五祖亲手栽种的白莲。佛祖与莲花的关系，据佛经记载，佛陀化作白象入胎摩耶夫人，随即王官池沼内盛开出莲花。佛经有“法开念佛人人上莲花”、“接引众生上莲台”。禅宗对莲的认同寓于“即凡成真”的禅趣。《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十五章“五祖寺”，字里行间流露出废名对禅宗的亲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