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城市

　　“娜拉”形象出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娜拉这个中产阶级女性形象以其出走家庭的符号性意义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代名词。五四时期的中国，娜拉出走的姿态，其对于父权夫权社会的反叛性姿态成为新女性的精神偶像，同时，娜拉的出走牵涉的也是城市语境中的女性命运问题。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以“伊孛生”的译名，将著名的挪威话剧家易卜生及其话剧作品介绍到中国。1918年《新青年》以《易卜生专号》对《玩偶之家》进行了专门介绍，当时名为《娜拉》，由胡适和罗家伦合译，后来《娜拉》一剧又由欧阳予倩、沈邱等多人改译，各地剧社纷纷演出此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它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文学发展的三要素为种族、时代、环境，对于娜拉来说，她在中国的深度传播和当时的时代有密切关系。“殊不知我们所熟悉的易卜生早已不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挪威戏剧家了，而是被中国的文化逻辑和中国语境重新锻造出的易卜生。”　　《玩偶之家》*著名的结尾处理方式是女主人公愤然出走，门“砰”一声关上，故事戛然而止，也正是由于结尾的未完成，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话题。正是这种开放式的问题小说，使得思考得以深入。当时出现不少妇女问题刊物参与讨论，如《妇女声》《新妇女》《女界钟》等。不少革命家、学者也加入了妇女问题的讨论，如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胡适《贞操问题》，周作人《贞操论》，鲁迅《我之节烈观》。1923年，鲁迅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对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的结尾留下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解答颇富有现代市民意识，基于经济基础的考量，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去，一条是堕落，因为她没有钱，也就没有赖以独立和生存的资本。在演讲中，鲁迅肯定了娜拉出走的启蒙意义，认为她已经认识到了个人的价值，但是有一件事比启蒙更加重要，就是要“立人”。妇女启蒙当然重要，但是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启蒙终将落空。他认为“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在鲁迅的演讲中，他抽离了娜拉的革命意义和启蒙语境，而是把娜拉放置在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的城市语境中，把娜拉从崇高的闪耀着精神光辉的抽象意义中拉回到柴米油盐的现实。　　鲁迅的物质主义的立场和胡适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中不遗余力地赞扬娜拉思想的觉醒，认为她摆脱了海尔茂的束缚，勇敢地从玩偶之家出走，是一条自我解放之路。他不但没有批判娜拉抛夫弃子，反而赞扬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胜利，认为娜拉的出走是她向内寻求自我的解放，为社会的变革准备了一个新社会的分子②。胡适对娜拉的认可与激赏是新时代启蒙的呼声，“由晚清*推崇女性的文人学者所构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欧美妇女的要求平等权，是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为自身利益而抗争；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着中国妇女的自由与独立，却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茅盾对娜拉革命启蒙意义的解读也颇富代表性。茅盾曾说：“如果我们说，五四时代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也不算是怎样夸张的。”④茅盾在1942年7月写作的《的答案》中则把娜拉和中国的女革命家秋瑾并列，挖掘出了娜拉的革命性意义，从革命的角度认为中国女性应该像秋瑾一样从家庭生活中出走，参加革命。　　“娜拉”走后怎样，并非一个简单的女性出走问题。娜拉的出走，不仅仅是背叛一场婚姻，背叛“男性与文化相关，女性与自然相关”的传统法则，同时也是城市女性知识分子探索在市民社会的生存可能性，在城市语境下探讨男女两性的相处方式与解放之路。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娜拉出走”的命题成为革命启蒙、城市话语交锋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