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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书法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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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书法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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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02016979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1cm
  • 页数:14,589页
  • 出版时间:2021-06-01
  • 条形码:9787020169795 ; 978-7-02-016979-5

本书特色

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王蒙(作家) 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冯骥才(作家) 故宫历史浓厚、人文荟萃,器具精美,是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祝勇整日与苏黄米蔡为伍,与沈文唐仇为伴,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了一个妥帖的释放点,也为他未来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但说到底,还是他的心静。他说,他在故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读的书,大多是繁体竖排没标点的。在这争名逐利的世上,他能不为利益所动,沉潜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致力于读书做学问,颇有《楚辞》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势,在浮躁的今日,更显出一种风度。 ——俞晓群(出版人) ……祝勇则是深省静穆,像江南深深的小巷,像巷尾微澜的古井,自是一派闲静。祝勇的为人为文多是冷冷的不动声色,但很干净——气味很干净,心灵很干净,其中蕴有足够的真诚和内在的激情,有一种特殊的诚恳在里面,是那种我喜欢的有真正感情的人,当然带着坦然的目光(指目光中没有任何企图),带着一种北方男人的力量…… ——冷冰川(艺术家)

内容简介

内容介绍: ◎在故宫藏品中,品汉字书写之美,感悟“千古风流人物” ◎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 ◎收录两岸故宫及海内外博物馆近百幅书法高清详图,全彩印刷,精装典藏 祝勇用诗意的语言、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以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怀素、张旭、蔡襄、蔡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选取两岸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了这些书法家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 关于“故宫”,祝勇这么说: 六百年的宫殿(到2020年,紫禁城刚好建成六百周年)、七千年的文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就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地注视和倾听。 关于“书法”,祝勇这么说: 书法,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世界上*美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看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还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

目录

序章 汉字书写之美

**章 李斯的江山

第二章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第三章 纸上的李白

第四章 血色文稿

第五章 吃鱼的文化学

第六章 蔡襄以及蔡京

第七章 欧阳修的醉与醒

第八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第九章 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第十章 他的世界里没有边境

第十一章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第十二章 挑灯看剑辛弃疾

第十三章 西线无战事

第十四章 崖山以后

图版目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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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李斯的时代,是小篆的时代。此前,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广义地说,大篆就是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图1-1])、石鼓文和甲骨文。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件先秦石鼓( 又称“ 陈仓石鼓”[图1-2])上,可以看见中国*早的石刻文字[图1-3],被称为“篆书之祖”,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文物”。这十只先秦石鼓,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每个石鼓上镌刻的“石鼓文”,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大篆,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它上承秦公簋(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下接小篆,是中国文字由大篆向小篆衍变,在尚未定型时期的过渡性字体,结体促长伸短,字形方正丰厚,笔触又圆融浑劲,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透露出秦国上升时期强悍雄浑的力量感。 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画烦琐华丽,巧饰斑斓。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的视野中。 这种小篆字体,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更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整体上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睥睨天下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大禹就已经把自己的功绩刻写在石头上了——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组文字,从此成为后世金石学家们终生难解的谜题。大禹的行动说明,文字不只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也是华夏政治的核心。美术史家巫鸿说:“从一开始,立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纪念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碑定义了一种合法性的场域(legitimate site),在那里‘共识的历史’(consensual history)被建构,并向公众呈现。”华夏词库里的很多词语,或许因此而生成,比如树碑立传,比如刻骨铭心。 被大禹镌刻的这块石头,被称作《禹王碑》。人们发现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岣嵝碑》。这应该是中国*古老的铭刻,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个字,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三年,也只认出三个字。唐朝时,复古运动领袖韩愈曾专赴衡山寻找此碑,却连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失望之余,写下一首诡秘的诗作——《岣嵝山禹王碑》。当然,对于这一神秘物体的来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即使从唐朝算起,这块铭刻也足够久远了。 帝王们把各自的历史凝固在石头上,试图通过石头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强化自身的威权。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文字的运用上,秦始皇比大禹还要聪明,因为对他来说,文字不只是为了抵抗忘却,也是他操控现实政治的工具。秦始皇用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炮制了长城和兵马俑,他当然对工具的意义了如指掌。他知道文字是文化的基本材料,只有把文字这件工具标准化,他才能真正驾驭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因此,在夏禹那里,文字是死的;而在秦始皇手中,文字是活的,像他的臣民一样,对他唯命是从。 文字也是一个“国”。“中国”的“国”字,里面包含着一个“戈”字,后来变成“玉”,其实后者更能概括中国的性质。“玉”是什么?“玉”是文化。真正的“国”,却不是由武器,而是由文化构建的。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文字。那时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那时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因为它从来没有一道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国的疆域,其实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时代,小篆,就是这国家的界碑。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文化是*强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共同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大遗产。 ——**章:李斯的江山 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四十二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 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更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卷《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卷《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乃至百遍,都达不到*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 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第二章: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颜真卿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写下《祭侄文稿》的。书法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其实都是“兼职”,都不“专业”,否则他们就沦为了技术性的抄写员—— 一个被他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因此,假如有一个“书法史”存在,它也是和“政治史”“思想史”混在一起的。以唐朝而论,无论皇帝,还是公卿大臣,大多书法优秀,他们书写,并不是为了出“作品”,而是为了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都是在某一事件的触发下写成的,都有偶发性,在偶然间,触发、调动了书写者庞大的精神和情感系统,像文学里的意识流,记录下他们的心绪流动。 颜真卿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心,用他的全部生命在写。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手里的笔,让积压在心头、时时翻搅的那些难言的情愫,都通过笔得到了表达。 语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复杂的情感,语言越是难以表达,但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古人都交给了书法。书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语言,但书法又是超越文字,超越语言的,书法不只是书法,书法也是绘画、是音乐、是建筑——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总和。书法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或许,在古人眼中亦如是),书法是一切艺术中核心的,也是*高级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它就是生命本身。 就此可以理解,弘一法师李叔同,*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近代文艺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身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全能型选手、夏丏尊眼中的“翩翩之佳公子”“多才之艺人”,遁入空门之后,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渐渐禁绝,唯有书法不肯舍弃。他的书法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融汇在他的笔墨中,使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在面对他的书法时,都忍不住惊呼:“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他圆寂的时候,应当是不著一字的,在我看来,那才算得上真正的潇洒,真正的“空”,但他还是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字,容纳了他一生的情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李叔同的心里,书法在他的心里占据着多么不可撼动的位置,*能表达他心底*复杂情感的,只有书法,在他眼里,书法是艺术中*大的艺术。 当然,只有汉字能够成就这样高级的艺术,拉丁字母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艺术,这也是西方人很难读懂中国书法,进而很难读懂中国文化的原因。他们手里的笔不是笔,是他心脏、血管、神经的延伸,是他肉身的一部分,因此,他手里的笔不是死物,而是有触感,甚至有痛感的。只有手里的笔,知道书写者心底的爱与仇。 同理,《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我说它是“超书法”,是因为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超越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第四章:血色文稿

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获**、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担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台庆典礼*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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