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集

李商隐小传——党争夹缝中的唯美诗人 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洛阳城中，年近花甲的文坛泰斗白居易对一个十六岁年轻人的作品赞赏有加，感叹地说：“老夫下辈子要是能托生成这个人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不知白居易这句话是有几分真心，抑或只是对一个年轻后辈的客气称许，不过，这个年轻人后来的确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名气并不在白居易之下。他就是在晚唐开一代风气，被誉为唐诗殿军的李商隐。 弃古文，习骈文 李商隐是李唐皇室的后裔，但到他这一代，他家早已是远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支系了。李商隐家祖辈都是在州县里当小官的，他的父亲就是个县令，后来罢官，辗转于浙江一带，给人做幕僚。李商隐小的时候，一直跟着父亲到处漂泊。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李商隐便回到老家荥阳，给父亲守丧。 身为长子的他，肩负起了照顾母亲、姐姐和弟妹的重任，更成为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所在。读书之余，李商隐还不得不到处打工，帮人抄书，甚至干帮人卖米的力气活，来补贴家用。 好在李商隐是个很“争气”的孩子，自幼表现出很高的天分，五六岁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已凭借“古文”的创作得到老先生们的称赞。看起来，李商隐靠读书出人头地的梦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 不过，李商隐并不是一个只知死读书的乖小孩。虽然读经、写“古文”可以得到大人的夸奖，但他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一套，自称“常悒悒不快”。他常常想，周公、孔子是人，我也是人，难道只有他们懂得“道”，我就只能跟着他们的标准转吗？ 当时的读书人流行“干谒”，年轻人要到大城市去拜见有名望的大人物，如果能得到文坛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受到某个显赫人物的赏识、培养和提携，会对获得功名大有好处。所以年轻的读书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文章、诗，甚至小说，去给大人物看，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才华。李商隐也不例外，十六岁的时候，他跑到洛阳去“干谒”。本文开头提到的白居易对他的称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白居易的称许令李商隐终生难忘，后来他有了儿子，就真的给儿子取小名叫“白老”。只可惜这个“白老”天资很差，李商隐的另一个儿子倒是很聪明。大家开玩笑说，这个不是白老，聪明的那个才是白老。 在洛阳，李商隐遇到了他的恩师令狐楚。令狐楚当时是洛阳的高官，也是当时“雅正派”的文学领袖。令狐楚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把他收留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培养。后来令狐楚到外地去做官，李商隐也一直跟在他身边。 当时的文章有两种。一种叫“骈文”，写作规则比较多，十分讲究文采，也很考验学识，风格华丽而感情相对内敛；一种叫“古文”，不太讲究规则，往往长于出奇制胜，感情比较奔放，不怕说过头话。骈文比较传统，在当时少说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官方的正式文体就是骈文，因为它比较华美典雅。当时的科举考试也考骈文，因为骈文有规则，见学问，考试的时候比较好衡量。至于古文，虽然带个“古”字，但是写成这个风格的古文，却是近几十年才流行起来的。说是“复古”，但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东西是“古”的，有多少是新一代文人的创造，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古文是当时中下层文人中流行的一种新文体。古文适合用来发议论，不可否认，一流的古文家用古文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没什么高见的小文人，为了在干谒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故意写古文、说大话，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去博得大人物的欣赏，以期换取功名。这对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其实 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些“古文家”时常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也引起了朝廷的警觉和不满。李商隐十五六岁时写的就是这种古文。 作为老师，令狐楚教李商隐写的是骈文而不是古文。令狐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官，一位谦谦君子，他自己就是写骈文的，而且是朝廷内雅正派的领袖，他能教给弟子的自然是骈文。而且从功利的角度讲，李商隐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科举考试考的就是骈文；将来李商隐还要做官，在唐朝做官也必须会写骈文。这样，李商隐就抛弃了古文，跟着令狐楚写骈文。很快，李商隐的骈文就写得很好了。令狐楚对这个弟子十分得意，经常让他代为起草重要的公文。令狐楚还带着李商隐出席重要的场合，当时满座宾客都是朝中要员，只有李商隐是没有功名的年轻人。很多年后，李商隐还满怀感激地写到当时的情景。 得到名师指点的李商隐，写得一手漂亮的骈文，他面前的仕途似乎应该是一帆风顺了。然而，现实却要残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