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人类困境(罗洛·梅文集)

《心理学与人类困境/罗洛·梅文集》：　　首先，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焦虑？如果房间里有个人大喊一声“起火了！”，我马上抬头，我的心跳加速，我的血压上升，这样我的肌肉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工作，而我的感官变得更为敏锐，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感知到火焰并选择一种好的逃生方法。这是正常的焦虑。　　但是，如果当我走到门边时，我看到门被锁了，而且我还发现没有其他可以出去的路线——一种“没有出口的”情境——我的情绪状态马上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我的肌肉变得瘫痪，我的感官突然变得模糊，而我的知觉也含混不清。我无法使自己认清形势，我感觉就像是在做噩梦，我体验到了恐慌。这就是神经症焦虑。　　**种焦虑是建设性的，它帮助我们有效地面对具有威胁的情境。而第二种，即神经症焦虑，是具有破坏性的。它包括意识的减少以及意识的受阻，而当它继续发展，它就会导致人格解体和冷淡的情感。焦虑就是失去这种与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自我感。在这个时刻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这是我们在感到焦虑的时刻变得不能行动、瘫痪的体验的一个方面。焦虑就是失去个人的世界，而既然“自我”与“世界”是一直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焦虑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个人的自我。　　这种非建设性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些已经失去，或者从来都没有获得过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认同性体验的人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这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以及科学上的大量巨变。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没有一种比他们对越南战争的体验更为生动鲜明的“没有出口的”情境了。他们面临着被征集去参加一场谁都不希望的战争，去为了谁都不知道的目的而战的前景，他们身处这样一种情境：谁都不相信这是一场会真正获胜的战争，但是这却是一场我们无法撤退的战争。我们在国际关系目标上的混乱本身导致了这种焦虑麻痹的不确定性。　　但是，该问题有比这些社会学危机和政治危机更为深刻的根源。焦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一个人将其存在认同为一个自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威胁。在我上面所提到的例子中，“火”是一种对物质生命价值的威胁。但是，大多数焦虑却来源于一种对个体认同自我的社会的、情感的、道德的价值的威胁。而在这里我们发现，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一种主要的焦虑来源是，他们无法在他们能够以其为基础并与他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中获得可行的价值观。在一个价值观非常彻底地发生改变的时代所不可避免的焦虑，是情感冷漠的一个主要起因，而且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这样一种继续加深的焦虑就会倾向于发展成为情感的缺乏以及人格的解体。　　焦虑出现的一个领域是性，以及对于配偶的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性通常被用于获得安全感这个目的：这是克服你自己的情感冷漠与孤立的*为便利的途径。性伴侣的兴奋不仅是紧张情绪的一个释放出口，而且也证明了个人自己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能够唤醒另一个人这样的情感，那么他就证明他自己是有活力的。“成为关系相当确定的情侣”（以前一直被称为“不成熟的一夫一妻制”）和许多学生的早婚，经常被用于克服焦虑——“在一起”至少给了他们一种暂时的安全感和意义感。但是，在一起容易变得空虚和令人厌烦，尤其是当它开始得非常早，以至于这些年轻人还没有给他们自己机会来发展他们作为人所感兴趣的能力的时候。性一直是我们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因此，成为关系相当确定的情侣倾向于发展成为无意义的男女乱交，身体亲密成了人际关系的替代物。当“人”退出时，“身体”被要求来填补这个裂缝。早婚，作为用性来寻求安全感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同样会倾向于走向不成熟的承诺所带来的让人挫败的空虚感，还有挥之不去的让人厌烦的婚姻生活的可能性。从心理发展的视角来说，这两者都是“减少意识”的方式，在这个时候，这些年轻人应该探究和发展自己了解不同的异性的能力，这样他才有可能*终选择一个能与之拥有一段长久的、有意义的伙伴关系的伴侣。　　这种将性用于获得安全感这个目的的做法，将可以理解地倾向于使得性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实际上，这种非个人的元素——一个人必须证明他能够不动感情、不用承诺地进行性行为——正是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与学者们*为关心的。这种非个人化的结果是，助长了没有感受性的感觉、没有亲密性的交配，而且以一种非常奇怪的不正当方式否认对一个偏爱目标的感觉。在人际世界中的自我感觉的丧失，正是我们所说的构成破坏性焦虑的东西。　　当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做关于性与爱的演讲时，学生们告诉我说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举办了一场“电脑舞会”。想到这些学生与电脑一起跳舞的情景，我的眼里充满了疑惑。但是他们继续向我保证说，这与我想象的是非常不同的：学生们先填好一张调查表，然后电脑会将每个学生与三个异性配对。在舞会上，他们所有人都走来走去，询问他们的IBM卡——这和我们那个落后时代的学生们随着舞会节目走来走去没什么不同。他们告诉我舞会非常成功，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会感到害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