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增订本)(上、下)

　　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还原历史的真面目，脱去政治的外衣。①他在回答安东尼奥·波立陶关于民族主义神话的问题时指出：“民族主义神话不是从人民的实际经历中自发产生的，它们是人民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包括从书本、历史学家和电影里获得，现在则是从制作电视节目的人那里获得。它们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中的普遍部分，而是一种宗教的产物。”②管理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出于特定的政治目标重新设计过去，有点像“*新时装式样”，将他们对于历史与文献著作的看法加到其余的人民头上，从而使它以他们所希望的面目出现。比如，当希腊独立时，雅典无论如何都不是首都，而是古代的一座重要城市，此外，当时雅典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有些人要求回到与真实历史没有太大关系的显赫过去，于是谎称该城始终是希腊的首都。事实上，雅典从未成为希腊的首都。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经验的连续体结晶，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想象的、不停移动的点，可以把它叫做“现在”，时间不断流动，“现在”会不断成为过去，即使是*近的过去。霍布斯鲍姆所指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社会变迁和群体意识的连续体。历史基本上是以过去作为现在的模式，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社会和群体，过去是人类意识的一种永恒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价值和其他模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有社会都有过去，即使是*新建立的殖民地也是被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历史的某个社会的人占据着。任何人类群体都需要过去来为它定位，否则就是拒绝过去。　　存在本身是规定性的直接的自身等同，从量到质的过渡是渐进性到飞跃的变化。霍布斯鲍姆认为，“僵化的已定型的社会的过去”为现在确立了模式，逐渐成为裁决现在争端和是非的法庭。但是，过去的主体地位并不是社会停滞的象征而是不断与进步的观念相冲突。现在应该再现过去的信念，通常意味着要求历史变革的速度尽量放慢。社会体系内部的快速变迁没有改变内在制度与关系，局部的变化就会很快发生。这些局部变化有可能反过来被吸引到一个稳定的信念体系当中。系统地排斥过去就是社会变迁促使或改变社会远离某一点，创新代表“进步”被认为是无可避免和成为社会性的向往。历史学家的难题就是分析社会中的“过去的感觉”的本质，并去探寻其变化和变革的轨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合体，历史有些包罗万象的意味。“新事物”和“革命”两词演化成“更好”和“更令人向往”的同义词有一个过程：在科学技术等物质方面，新生事物和不断革新更容易被人接受，而政治革新等社会和人文含义将会遇到较大的抵制。以过去保留着*有效的逻辑工具来应付持续不断的变革，改用一种新颖的形式，变成了一种定向的变革、发展或进化。变革因此取得了合法化地位，但它终究被系在改变了的“过去的感觉”上。　　过去并不是客观背景与历史事件的任意串联，未来与过去具有系统的联系，社会科学能够揭示一般社会变迁的形式和机制，尤其是揭示过去几个世纪里急剧变快、变广的人类社会的变迁。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但是现在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复制品。社会变迁通常无法使过去成为现在的指南，自工业化开始，每一代所造就的新事物比过去的同类事物更令人惊异。一个已知的社会不会没有任何目的、未从历史中受益就去记载长期的变革过程和事件的前后关系。人们认识一般趋势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在错综复杂、对未来所知甚少的条件下能预测其精确的结果。未来的轮廓是通过寻求过去的发展过程的线索加以认识的，人们不只是要通过解读过去来试图预测未来，还总是越是盼望创新，历史越是成为揭示未来的关键。原则上历史预测是为未来提供一般的结构和组织，必须慎重地把基于分析的预测与基于欲望的预测区分开来。探索未来时需要历史学家提供建议：未来人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设置一种前提并确定人类活动的范畴、潜在的可能性以及因果关系；把可预见的与不可预见的因素以及各种不同的预言区分开来。霍布斯鲍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接受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的采访，考察新的千年，在21世纪的开始对战争、民族主义、全球化、左翼政党的责任与未来等问题作出了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