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社会理论(第3版)(梯·社会学)

自我*初开始研究身体问题以来，已经过去了25年，这一主题业已进入公共论辩与学术讨论的核心。移植手术、干细胞研究与生育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新媒体、异型广告（ambient advertising）、虚拟现实等方面的推进，以及下列方面的诸多争议，从激进身体改造（radical body modification）是否值得追求，到对于神经科学的诉求，乃至在表面世俗的市民社会中穿着宗教服饰的合法性，有许多议题激发起世人对于我们的具身存在现状的好奇与关切，以上仅举数例。对于我们的身体认同、能力与属性，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控制或取得了控制？我们有关社会世界的体验，我们的感觉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经过技术中介的延伸与“展开”，以及社会不平等，对于上述这些方面，这些创新与冲突产生了哪些影响？它们如何介入并塑造着我们与文化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我们生活其间的愈益陷入危险的地球的关系？晚近诸般事件引发了众多问题，以上同样是仅举数例。 与这种对于身体问题的整体兴趣走红之势相伴而来的，是在过去30年间，各门社会科学普遍出现了“具身转向”（turn to embodiment）。[1]将关注焦点转到肉身性（corporeality），转到社会关系、文化与技术的“具身状态”（enfleshment），也就凸显出需要学科性、跨学科性甚或后学科性的更新，覆盖各色领域，从社会学、运动科学、考古学、建筑学、哲学、宗教研究、性别研究到认知科学等等，而其高峰，便是“身体研究”这块新领域的确立。这种学术趋向已经带来诸多益处，但也蕴含某些风险。 从正面来看，这种学术趋向使我们能够紧跟某些社会、文化与技术趋势，后者已经让身体成为社会控制、自我认同与个体行动的要素，并且是愈益聚讼不已的要素。而这样的介入也充当着重要的制衡力量，以抗御西方哲学主导传统的持续影响，以及这种主导传统当中的认知偏向：该传统将我们的人性等同为我们的心智，整体上对我们的身体存在的创造能力视而不见。[2]【x】诚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Elias，1991a：196–201），长久以来，哲学都把我们想作是“封闭的人”（homo clausus）或“思想着的雕像”（thinking statues），封装在不可信赖的身体里，而身体阻碍着我们获得有关“外部世界”的可以信赖的知识。如果主张，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寻求摆脱我们的身体来过生活，不仅不切实际，对所有人都有损害，而且回顾历史，也曾被用来对女性进行污名化和控制，尤其是视之为两性中更“维系于”、更“受限于”其（生育态）身体的一类（Bordo，2003：145）。如此贬损身体，也让人想到一些压迫性的国族规划、殖民规划和种族政治规划，包括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优生学运动，后者的靶子各式各样，有身心障碍人士[3]、“意志薄弱者”、工人阶级以及某些“种族”群体（Thomson，1998；Overy，2009）。 晚近转向具身体现的趋势也带来了一些风险。某些视角急于聚焦身体，已经被批评说陷入了沃尔特·舒尔兹（Schulz 1986）所称的某种“倒置的笛卡尔主义”，即一面倒地强调心智在此被倒置的二元论所取代，后者将人等同于有关有形性质（physicality）的一种有限观念。但我们需要记住，我们不仅是由血肉骨骼构成的，也具备多种多样的社会能力、道德能力与思想能力，是我们的具身存在使之成为可能（Tester，2004：30；Shilling，2008：125–143）。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些仅仅基于生物性需要来阐述社会行动者概念的人，或是像那些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论家，将个体概括为消极被动的身体画布，各种意识形态、两性基型（sexual matrixes）、微观权力或政府策略都在这块画布上来回传输，反复铭刻。承认人的具身体现，并不会抹煞我们的反思性、认知性能力，这些能力是在我们的有机存在中发生的，作为这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截然的对立。正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Damasio 2010：20）所主张的那样，身体并不与思维相脱离而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自觉心智的基础”。 本篇序言开篇提及的那些社会和技术维度的发展与争议，就是这些机遇与风险的产生背景，这就使得后两者愈发显得迫切，使得充分阐述具身主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任务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