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盐野七生看电影

1.男人能够成功捕获女人所使用的武器，不是面貌，不是教育程度，更不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仅仅是使用语言而已。 2.所以人们会说“战争是恶”，这谁都能参透。做出努力不诉诸战争，这就是政治。另一方面，所谓军事，就是既然不得已而进入战争，那就要做出努力，尽可能减少牺牲，达到目的——赢得战斗。*好是少牺牲，但如果牺牲很多却达到了赢得战斗的目的，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恐怕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不过政治却不允许人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说这就是战争的现实，那么如何让部下甘愿赴死，也就成了战时领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难道不是吗？ 3.士兵绝对不会跟从一个对牺牲自己人无动于衷的将军。汉尼拔、西庇阿、恺撒，他们都是从来不做无谓牺牲从而赢得士兵信赖的将军。 4.可以把文官当成政治家，把武官当作军事专家。在古代战争中，*高司令如果只是文官或只是武官，通常都会打败仗。打胜仗的案例都是政治家（文官）兼武官，如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汉尼拔之所以输掉了*重要的一役，就是因为他被文官控制住了。古代允许身兼文武。即使在现代，如果像丘吉尔那样，是一个兼具军事素质的文官，也许会出好结果。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5.阿米是流浪到摩洛哥来的，是一个有过去的女人。所谓过去，并不是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的集聚。如果只是往事的集聚，那不叫有过去。有过去是指有许多别人看不见的伤。而有许多伤的女人*该躲开的就是始于一见钟情的爱情…… 6.爱情，会把人变成真正意义上认真的人。哪怕嘴上开着玩笑，眼睛却在背叛玩笑。 7.消除歧视的唯一途径不是不用禁忌语、歧视语，而是面对面时相互坦然使用。即使相互不说也行，但绝对不是因为不允许说出口而持续紧张，也不是心里想却憋着不说出口，那样眼睛会表现出来的。 8.全体人员都需要在精神上去除国籍，因为要求只有一条——客观。写历史，国籍是没有用的。 9.难道不是因为这些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种试图被坏女人玩弄一下的欲望吗？难道不是因为多少有点坏的女人正好出现在他们的欲望上面并点燃一把火吗？坏女人不是原本就存在的。原本就存在的是渴望坏女人的男人。坏女人是这种男人创造出来的。 10.明确说自己很好，这很了不得。连很好的自信都没有，怎么创作出拿得出手的作品呢？谦虚对艺术家来说并非美德。 11.玛琳·黛德丽是现实的、理性的、非感伤的，不怕孤独与死亡，但却常把love、liebe挂在嘴上。她不会去分析和评论那些卓越的人、作品和演技，而是用“我爱（I love）……”去做总结。比方说，“我爱斯潘塞·特雷西”，“我爱海明威”。与其说她是一个希望被理解的人，不如说她是一个希望被爱的人。 12.人生在世，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也不失为没有资格决定共同体未来的人，活在不确定时代且要活出丰硕成果的一种选择。 13.“充实的一天过后会有畅快的安睡，充实的一生过后会有安然的长眠。”这是利己的个人主义者自鸣得意的“变脸宣言”。而且，历史似乎总会在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为我们创造出几个禁欲的、克己的享乐主义者。 14.人分两种：一种是宁死不做某事的人，另一种是轻易就做某事的人。这中间的差异既不是阶级差别，也不是教育程度的高低；既不是年纪的差别，也不是男女的差别。我想，这是一种可称为格调（style）的差异。用日语说，大概就是品格了。一旦忘记品格也能成为一种实力，那么社会就会立刻被豺狼和鬣狗所充斥。 15.他说的是尊严，而不是逻辑。所谓尊严，在没有普适性逻辑的情况下，是人类作为智人（Homo Sapiens）所能拥有的唯一武器。 16.那正是意大利男人的梦想，希望死在自己心目中永远年轻美丽的母亲怀抱里的梦想。梅尔·吉布森用那双“眼睛”，把被拒绝如此死去的年轻人的那种绝望和悲伤，把只有年轻人才会有的对造成这一切的完美成年男人的憎恨，演绎得淋漓尽致。 17.没有哪种职业会比艺术家更害怕枯竭了，因为“枯竭”对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意味着想象力的下降。我认为，没有比希望向人传达、希望有人观看、希望有人阅读的欲望更能支撑想象力和创作力的东西了。 18.年龄增长是一个逐渐看清自己能做什么的过程。二十来岁，什么都能做。到了三十来岁，要决定做什么。这就叫三十而立。到了四十来岁、五十来岁，就会看得越来越清楚。换句话说，就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有限。都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些不过是“知”自身可能性的极限而已。“知”后再去实现。 19.这类电影的制片人、导演和编剧都站在断定战争即恶立场上了。一旦采取这种立场，作战士兵的痛苦、惨不忍睹的无谓死亡、幸存下来却很无助的绝望，自然就成为描述的主体。于是，一个竭尽全力施展战术、再平和的男人，一旦投入战场就会不可思议地迸发出战斗精神，这些都进入不了视野。然而，一旦这些进入视野，战争就会瞬间变得有趣起来（至少是意味深长）。 20.画面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在瞬间传达千言万语都写不出的事物。但画面也有一个缺点，除非事物真实存在，人眼可见，否则便无法拍摄下来。而写作，则可以描绘不存在的事物。 21.但凡是人，谁都有权利让别人承认自己的存在。没人懂我我也要干的那种坚强意志，在献身神职的人身上都找不到。他们之所以干，是因为相信人类不懂我但上帝懂我。那么，当人们觉得没人懂自己的时候又会怎样呢？他们会变得过激。激进往往是孤立感的产物。一个因孤立感而过激的人，就算可能得到别人的同情，但却无法得到尊重。有的时候，虽然有孤立感，但却不会变得过激。但这是选择躲进自己壳中的懒惰的结果，也只会招致他人的鄙夷。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没人懂我的想法都是*没有生产性、*危险的。 22.在历史人物中我尤其喜爱顶级人物，并不是因为我偏爱名人，也不是因为我是个势利眼，非伟人英雄不可尊敬，而是因为我深刻理解，一旦成为顶级人物，哪怕是“一寸虫”，都有“五分魂”。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人，看到了对人性的真正善待。我认为，很多人愿意追随真正善待人性的人物，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23.费里尼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死期之后，“生”乃存焉。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说过：“费里尼没有死，他活在他的作品里。”……我等凡人应该向他的天才表示敬意，羡慕他完美的一生，并为他的死亡来得恰逢其时感到欣慰。 24.对于一个能够让他人幸福的人来说，让他人幸福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幸福，如果希望得到常人的幸福，那才对不住赐予他异于常人才华的上帝呢。……天才之所以慷慨，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的宠爱。 25.天才永远都会充满自信、宽宏大量吗？也未必。如果自负放纵下去，那就不再是自负，而会转化成唯我独尊。搞创作的人都懂得，唯我独尊就是自掘坟墓。所以，真正的创作者，谁都会在有自负心的同时，有怀疑或曰恐惧。 生—死—生 “追悼”一词，按照词典的说法，是追忆逝者并感到悲痛。若果如此，这个词对一周前（1993年深秋）刚刚去世的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不适用。说追忆逝者尚可，但说悲痛并不合适。对他这样完美度过73年人生的人来说，电影结尾的“Fine”（剧终）一词更为贴切。
费德里科·费里尼作为电影导演的独特性，我在前面谈他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时已经讲过，这里打住。在日本，我想一定也有许多电影人和评论家对这方面发表了很多评论，所以，不再需要我这个外行置喙了。只是当时这个旷世艺术家逝世的新闻占据了报纸和电视的头条，而我正在意大利。
谁都有一死，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尤其是苏格拉底，把如何过好有生之年当成了*重要的主题。因为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对必至的死亡说三道四，而是如何活好死亡前的一生。这才是现实的。
他在五十多年的“实干”生涯中，创作了许多剧本，导了23部电影作品。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部烂片。虽有几部片子票房不尽如人意，但没有一部无可救药的烂片。尽管有的片子没有得到评论家的好评，但电影也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电影评论家和知识界的评价未必就能说到点子上。而且，一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了，他们马上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作品的赞美者。
这个全世界*著名的意大利人的家，我只造访过一次。他家根本称不上豪宅，也不是中产阶级偏好的那种。如果说房子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中档。没有古色古香的家具喧宾夺主，也没有足够空间邀请众多客人开派对，只是一所可供居住、读书、思考、写作的房子。我觉得房子还没有大到需要居家仆人的程度。倒是那些在他导演的电影中出演的演员和制片人，个个都拥有自己的豪宅。
费里尼不但是意大利电影界的，也是世界的。如果他想购买豪宅，肯定有银行给他贷款。他没有这样做，大概是对通过房地产这种形式积攒财富不感兴趣。如果只是为了居住、读书、思考、写作，身边有个仆人只能是一种打搅。能够做到干活不打搅主人，在20世纪末已然不存在了。尽管如此，现在已经变成没有几个仆人，豪宅就不能称作豪宅，购买豪宅也就失去了意义。这跟自己驾驶劳斯莱斯就失去了坐劳斯莱斯兜风的意义是一样的。
可见他不是一个富人。我了解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生活情况，所以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葬礼是由*近失分不断的意大利政府抢着主办的。遗体从医院运到了罗马影城奇尼奇塔，在里面的5号馆接受人们的*后告别。他的所有影片几乎都是在5号馆拍摄的。在这个号称欧洲*大的摄影棚中，曾在费里尼手下参与过众多影片制作的布景师、灯光师亲手为他搭建了*后的舞台。我也考虑去参加来着，但看了午间电视新闻后放弃了。
大屏幕上映出蓝天白云，这没问题。可是，棺椁安放在屏幕前搭建的有好几级台阶高的高台上，棺盖是盖着的。而且，安放在高台上的棺椁离列队通过进行告别的人群遥远。棺椁两侧肃立着身穿礼服的兵，似乎标志着这是一场国葬。要是费里尼看到这一幕，恐怕当场就会创作出一幅讽刺画。想到这里，我不禁涌出一股笑意。
据说埃塞德拉喷泉附近的教堂是米开朗琪罗利用古代浴场的遗迹建造起来的。费里尼的告别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看告别式了。在这样的地方，在国家*高领导人一字排开、天主教会大主教司祭的地方，我敬爱的费里尼真的死了。随后，费里尼的遗体被运往家乡里米尼下葬。他的墓，我恐怕也不会再去了。
达·芬奇留下的语录中有这样一句：“充实的一天过后会有畅快的安睡，充实的一生过后会有安然的长眠。”
我确信，费里尼迎来的就是这样的死亡。留给能够得到这种幸运的人唯一的事情便是等到死期。撇开73岁的死亡是早是晚不说，他等到了死期。
电影导演的工作就像驾驭一辆四马之车。演员、剧本、布景、服装、灯光、摄影等，这一切都是一匹匹的马。其各自的素质再好，作品成色都取决于导演的御马术，这就跟站在马车上驾驭好几匹马是一样的。这需要体力。如果体力衰弱，再好的骏马他都会无力驱使。费里尼晚年的作品中，隐约透出了这种危险。
费里尼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死期之后，“生”乃存焉。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说过：“费里尼没有死，他活在他的作品里。”
与普通人相比，住房中等但却为创作传世作品而耗费一生的人，在这一点上是欢欣的。对能得此幸运的人使用跟不能得此欢欣的人们同样的“追悼”一词，这不公平。
我等凡人应该向他的天才表示敬意，羡慕他完美的一生，并为他的死亡来得恰逢其时感到欣慰。
我19岁的儿子，作为意大利普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费里尼这个人，完美地描绘出了意大利人的真实，创造出来的作品让我们意大利人不为自己是个意大利人而感到羞耻。”
这不仅在电影界，在所有创作领域，都是一个很难实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