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

结 语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于中国本土的延安文艺研究而言，从整体上引入域外视域的研究方法是相对缺乏的。本书以延安时期孕育的多元艺术作品、书写延安的域外作家群体、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为主要方面，讨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传播内容、译介行为与创作主体、文学研究等层面上所展开的多元对话与深度互动，试图开启以延安为肇始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互鉴的新阶段。
对延安文艺域外研究的再研究，是为了重新思考延安文艺在民族性特征中所汇聚的丰富内涵。延安时期在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领域收获的艺术作品，拓宽了民族性的话语限度，吸引了地域意义上世界其他民族的听众与观众，也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统摄其中，因而在历史创伤与时代记忆的共鸣之下，呈现了民族话语的普遍适用性，使得域外受众从延安艺术作品中求索一种来自国家的想象共同体、人民凝聚力、国民性情感的力度。令域外观众涕泪纵横的延安戏剧与电影，令域外欣赏者内心颤动的延安木刻作品，将世界听众及合唱者熔铸为一的延安音乐与歌咏活动，均在超越本土的地域民族性之上，在一种大民族的层面实现深层的情感缔结，支撑起延安艺术作品的世界性传播的同时，为当下重新估值中国文艺的民族性与大众性提供了有效的参照。
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不仅在译介方式上对传统的文本译介有所扩展，还引入了域外作家亲身前往、自觉书写、考察研究等多样化的译介行为；在国际形象学的理论话语中，探讨了延安形象的世界性及形塑历史；更将域外作家所感知到的延安精神与情感氛围等生命体验，以文学化的形式进行了自我践行与精神重塑。延安经历影响了域外作家所固有的文学创作态度，人民性的精神内核隐现于他们的延安书写之中。部分域外作家的文化心理的内在变迁与情感的深层缔结，既充分还原了延安文学历史的独特景观，也为我们重新认识跨文化、跨时空的延安精神提供了一个延安文艺镜像的世界性坐标。
延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创作引起了域外学界的广泛讨论与深入研究，将人民文学的理论话语导入作家创作，这为延安文艺与世界的关联提供了话语基础。域外学界在研究丁玲的转向、赵树理的人民性追求、周立波的主体性创作倾向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将政治话语与农民话语作为延安文艺研究的固有路径。这一方面造成域外学界被强烈先验观所支配的误区，以拒绝政治话语的方式来否定延安文艺的价值，进而影响了延安文艺研究的客观性，此思路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美国学界；另一方面会致使域外学者一味秉持实用主义的目的，将延安文艺的价值简化为政治话语的强力介入，这主要源自域外学界面对“延安道路”成功之后所出现的迷茫心理，表现为战后日本文化界的“人民文艺”研究热潮，因而为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带来了某些限度。当然，上述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虽然显露了相当程度的极端化与功利性色彩，但也时有迸发辩证思考与反思意识。
域外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与文学理论，为延安文艺研究带来了诸多的新可能，如丁玲研究中白露、颜海平等的女性文学研究视角，约翰·布乔治的作家传记研究，以及丁淑芳的人文心理学研究。同时，从理论创新的层面看，“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的抒情传统是域外学界为延安文艺研究注入的新资源。当下中国的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这样的氛围中活跃起来，在保持严肃审慎的研究态度的同时，以世界视野进行宏观参照，对某些狭窄僵化的研究思路施以有效解决，进而提高学界对延安文艺研究的重视程度与更新意识。由此观之，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是一个钩沉文学交流事迹、梳理文学传播与研究历史、探究域外学界文学研究的程度与高度、回应域外研究的观点与态度，并反思中国本土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的重要话题。
延安文艺研究中存在一个典型论调即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以此为中心可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延安文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认知前提，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相隔着沉重的历史与战争的鸿沟，在当下躲避崇高、消解宏大叙事的时代氛围之下，许多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研究者，试图远离自己身处的文化坐标而去理解延安文艺的“崇高”与“光晕”，这或许是极为困难的。也正因此，西方文艺理论家伯克的“崇高”理论，可以作用于为艺术作品带来“光晕”的“崇高”的作者形象。延安作家的使命担当与革命献身意识，促使他们在自我崇高的过程中完成了不断革命的文化更新与积极的精神重生。延安作家崇高的作者形象，以其热情朴素的革命选择、历史发生的日常性解构了历史、战争与革命话语所带来的沉重感，可以成为我们还原并重新认识延安作家的一个角度，也拆解了延安文艺研究中政治话语所占据的必然背景。 一种具有建构性且积极有效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对话性而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造成了显著的价值判断倾向，这为延安文艺研究带来极端化误区的同时，落入了新的遮蔽。正如竹内好所批判的那样，“要么是一百要么是零”的结论是形式化的。发现并探索零与一百之间的无限空间与能量，应该是我们研究延安文艺的基本态度，由此，才能洞开延安文艺所内蕴的现代性张力，进而在延安文艺与世界的密切互动中，从世界视野出发寻得外部参照，反观延安文艺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带来的民族性与精神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