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行动逻辑与规制策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冷战终结的背景下，新一波跨国社会运动迅速勃兴，这不仅引起国内外学者和评论家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引发了学界诸多的思考和激烈的争论。与冷战前的跨国社会运动相比，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有着怎样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对其行动策略和关系维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特征给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方法和规制模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呈现出运动范围的全球化、社会诉求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运动目标的非革命化和斗争方式的双重性等特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行为体，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等主要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在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在国际体系中既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坚定抗争者，也可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换言之，抗争逻辑和治理逻辑是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两种基本行动逻辑。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在基本特征、关系维度、行动逻辑和功能角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个案差异对主权国家规制策略的选择带来新的挑战。跨国社会运动的运动性质、议题领域和斗争方式等运动自身维度，政体类型和政府权能等国家维度以及国际体系、国际规范和全球舆论等国际维度都影响着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策略。基于武力镇压、谈判式管理和策略性瓦解等既有成熟规制模式的考察，对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主权国家可以秉承慎用武力原则、非政治化原则和制度化原则，在强制、劝说和信息三种规制策略以及法律、物理和心理三种规制路径之中进行合理的选择和组合，并且将国内规制和国际规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推动跨国社会运动规制的制度化。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或统一的模式。尽管“策略性瓦解模式”被认为取代了之前的“谈判式管理模式”成为冷战后勃兴的反全球化抗议运动规制的主导模式。但它基于社会运动具有某种进步或变革的动力或动机的假定，因而并不适用于冷战后爆发的某些所谓“坏的”运动；而且，这种冷战后的新管制模式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工业经济体，忽略了在全球体系外围（甚至半外围）发生的抗议管制实践。因此，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因情况而异，因国家而异，它就像全球化一样，是由国家、地区和地方因素、历史、经验和权力平衡所调节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演变和主权国家的规制策略之间实际上相互影响、彼此形塑。跨国社会运动的抵抗和斗争与主权国家的规制和控制形成了一种创新的循环。这种循环始于跨国社会运动的创新组织形式和抗争手法来抵制和挑战现状，而后，国家应以新形式的控制减轻对其权力的挑战。国家能够塑造抗争的规模和策略，抗争反过来也能塑造国家应对抗争的态度和策略。尽管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发展需要主权国家在国内规制的同时辅之以国际规制，但是国际规制的制度化发展只能是主权国家进行跨国抗议规制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这是由于，与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唱衰国家的论调相反，国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由于反全球化抗议的兴起，国家很有可能得到加强。就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社会控制而言，国家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当它与全球机构一起发挥作用时，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国家的确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放弃了某些监管权力并交给了联合国、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但它在安全事务中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地位，保留着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并且正在制定跨越地方、国家和国家界限的计划、行动和政策。传统的全球治理观念往往强调其本质上的和平性质，将注意力集中在合作和政策协调问题上。与之相反，全球治理与暴力或胁迫相关，规制实践是当代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每一种与全球化对国家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后果直接相关的社会“弊病”都会引起规制。规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是在新自由主义化进程中，特别是私有化和商品化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需要广泛和强化的规制，以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为资本国际化服务，还因为它启动了挑战或威胁资本主义结构再生产的社会进程。因此，规制成为一种关键机制，因为正是通过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的规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才既得以建立又得到捍卫。创造和维持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需要大量的权力。支持目前新自由主义进程的规制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对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抗议的规制说明了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常常是通过强制性权力发挥作用的，而且这种强制性的全球治理通过规制来行使权力，是通过与抵抗的互动而发展的。权力和抵抗是相互构成的，尽管彼此之间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虽然管制和控制策略确实对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但它们并不总是成功地阻止社会变革。权力和抵抗的博弈结果总是指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似乎以缓慢的速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