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煇讲台湾·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

晖、泌尿科江万煊等教授就曾在建中兼课），建中遂成颇有号召力的名校。我在建中念书时，正临学制的改制期间，寄宿于改制中的台北高等学校及刚创制的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附近的住宅区（今泰顺街），那个有池塘、夜深人静的地区，原为日本高级官僚或台北高等学校教职员的宿舍，战后很多从日本各帝国大学或高等学校回台的台籍学生寄居此地，形成各路英杰聚合的“梁山泊”。虽然有一点早熟，正值青春骚动初期的我，却很崇拜这些留日且出身名校，博览群书、学识丰富的学长们，受到他们颇多熏陶。 二二八发生之际，我读初三。2 月28 日的上午，因有亲戚在台大医院服务，我到医院看他们。自医院楼顶遥望了包围长官公署的请愿群众，并听到了那不吉利的机枪惨叫声。同天下午我还到了城内专卖局台北分局附近，目击了愤怒的民众在砸烂分局并焚毁专卖品。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今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也因闽南语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台湾省籍身份。这些情景，对年轻而富于正义感的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我当时固然也对大陆来台行政官员、士兵的贪污横暴等无理的种种深表愤怒不满，但总觉得这样非理性的暴行骚乱，终非正道，眼见许多无辜受殴打者一拨一拨地被送进台大医院，心里非常痛心难过。至于战灾过后不久，物资甚为匮乏，还焚毁专卖品等，叫我惶惑及惋惜。 3 月1日，早上到学校等上课时，有一位从日据私立台北中学（今泰北中学）插班过来的高年级学长到我们班上来，他带一点江湖流氓气，语气激愤地辱骂国民党、外省人，鼓动我们跟他上街行动。但由于他出身私校，我们出身公立学校的同学，年轻气盛，不懂事，对他心存鄙视，而且他除了情绪性的煽动字眼外，也未见有足以服人的理由，因此，我们班上没有一个同学附和跟随了他。待我回到“梁山泊”，那些从日本名校回来、社会科学素养深厚的学长，对二二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虽也批评国民党，但反对殴打外省人的暴力行为，并以社会科学作深刻的分析，令我大为佩服。 不久，建中校长陈文彬被捕，英语教师王育霖（日本“台独”领导人王育德之兄）失踪。家父怕我出事，当即把我带回中坜老家监管。二二八后，大陆国共对抗的情势愈形严峻。国府的政治腐败，失去民心，军事上也逐渐转衰，大陆青年学生普遍左倾，学潮四起。1948 至1949 年，大批大陆知识青壮年到台湾的学校任教，其中颇多思想左倾，不少为中共地下党员者。我们肯下功夫的台籍学生慢慢地开始有能力阅读中文刊物，当时大陆深具影响力的报刊，像《文汇报》《大公报》《观察》已涌入台湾，早熟的学生无不至图书馆争相阅读。左翼作家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小说、杂文也风行一时，成为台湾知识青年一睹为快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本地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对大陆政局的变化热切地关注，与大陆来台学生们会合，搞起活动和学运来。 国民党在大陆军事节节失利。1949 年大批军队撤退来台，占据了校舍，学校只能上半天课。而“四六”学潮（1949 年纪念“五四”的前期活动所惹起的）后，国民党又大肆搜捕活跃的学运分子，我的同学、学长、老师或被捕，或逃逸大陆，一时风声鹤唳，时局杌陧，学习环境迅速恶化，遂令我兴起远离这“是非之岛”的念头，一方面“想飞”，另一方面“想溜”。加以，当时五十之龄新遭丧偶的家父竟迷恋上一个酒家女，将其娶回家中，令我深为不满；国乱如麻，又遭家变，高中尚未毕业的我经此双重刺激，就“偷”了父亲的钱换成美金，跟一个琉球人商定，以200 元美金及三大袋糖为条件，由他帮我经过琉球偷渡到日本，投靠东京的二哥。我先给了琉球人100 美元订金和三大袋的糖，10 月下旬如约到竹南附近后龙的海口等待出海，谁知苦等一个多礼拜，琉球人却久候未至，于是才知被骗，只有打消念头，废然而返。 1950 年6 月，我高中毕业，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在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后，获得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为了更进一步地巩固对台湾的统治，遂开始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并扑杀左翼人士。我许多学识超卓、爱国、正直的同学、朋友、师长纷遭系狱、枪毙。我为免遭无端牵连，并远离中坜老家，遂决定不在台北读大学，转而投考台湾省立农学院，一试中第，就在台中念了四年大学。这一段可以说是我在台湾实践既“半飞”又“半溜”的岁月。 在台中有个值得一提的同学林曲园。他日文造诣极高，又深谙尼采等西方哲学思想，是个热血浪漫的优秀青年。他家世好，性格又豪爽，支援了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牵连而需避风头的朋友。此事甚少人知道，只有一位“变节”成为特务的恶棍察觉，以向官府告密揭发相威胁，一再地向他敲诈勒索金钱，林君被迫花钱消灾，心中阴影始终挥之不去，遂陷于消沉颓唐，似乎还有自演“颓废主义”（Decadentisme）的模样，经常借酒消愁，纵情声色。20 世纪50 年代后期，他得偿夙愿到巴黎深造，但因身体耗弱，心情悒郁，竟罹肺病，终乃不起。一个富于才情的善良青年竟尔早逝于巴黎异乡。林君的遭遇，使我痛感在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乱局中，人格卑劣，趁火打劫，大干出卖、敲诈勾当的台籍人士实在也不乏其人，加害与受害的双方绝不能简单地以省籍判然二分。 1954 年大学毕业，在预备军官第三期训练中，我通过留学考试，然后在1955 年秋天负笈日本，终于得偿远离“是非之岛”的夙愿。从1945 年盛夏到1955 年深秋这10 年间，我经历了台湾光复、二二八、白色恐怖这段台湾社会政治翻腾搅扰不已的多事岁月，其中掺杂了欣喜、愤怒、悲哀、壮怀激烈的各种复杂情绪。我的许多朋友、同学、师长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有的冤死莫名，有的慷慨赴义，有的身陷囹圄，饱受身心摧残。另一方面，我也眼见耳闻了数之不尽的公报私仇、政治权力倾轧、斗争、欺骗、勒索、出卖等卑鄙丑陋的邪恶行径。可以说，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真实与虚伪在这过程中，交互呈现，做了*彻底无遗的展露。对这些我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发愿要把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源头、过程做全面的探讨，既为剖解未明的疑惑，也可为当世与来者之借鉴。 1956 年4 月，我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就读，就开始着手搜集二二八史料。我找出二二八当时的《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报刊，阅读了庄嘉农的《愤怒的台湾》、林木顺的《台湾二月革命》、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王思翔的《台湾二月革命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初编《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正义出版社编印《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记》、劲雨编《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江慕云《为台湾说话》、“国防部新闻局”扫荡周报社编《台湾二二八事件始末记》等书。举凡周边状况的有关文献，像：沈仲九主编《台湾考察报告》、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编述《陈（仪）主席的思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印《陈长官治台言论集**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行《外国记者团眼中之台湾》、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人事室编印《台湾省各机关职员录》（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发行）等，都是我熟读的对象。尤其能看到《1949 年美国对华白皮书》的英文本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the Period of 1944 —1949 及贾安娜（Annalee Jacoby, 1916—2002）、白修德（T. H. White, 1915—1986）著《中国暴风雨》（《中国的惊雷》）的英文本Thunder Out of China 获益真不少。这两本批判及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美国书籍，提醒我对同样的事物可有多元的视野来比较思考，从而增加阅读，使我初步了解到，胜利前后远东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大景况。在日本，我一边专力于本行的学术研究，确立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养家活口，一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地搜寻二二八有关史料与资料。 20 世纪60 年代，台湾文学界耆宿吴浊流先生数度来日，我协助他出版《亚细亚的孤儿》等书，提示二二八相关资料并与他讨论二二八，敦促他写成记录二二八的《无花果》。“国府监察委员”丘念台先生在奉派来日疏导留学生时，我也与他就二二八深谈多次，明白了原来“国府”和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派系倾轧斗争激烈，实非一般不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台籍人士所能想见，而国民党及“国府”有关人员也绝不能等同于外省人、中国人。此后，我还访谈了叶荣钟、王诗琅、杨逵等前辈，对二二八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1983 年春夏之交，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研究，叶荣钟先生的女儿叶芸芸女士为了筹备《台湾与世界》月刊在美国发行，特地到柏克利看我。我建议她开辟专栏，整理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史料。我认为，二二八是当代对台湾影响极为重大深远的历史事变，对中国现代史（当然包括台湾史）及东亚的和平有独特的重要性，必须对之作出公正而客观的省察，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才能有助于台海两岸的和平与中华民族的团结。 当年的国民党当局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下，当然就没有人敢去碰它。当局对整个事变讳莫若深，极尽掩盖之能事。经历过二二八的世代，对当年国府接收人员的贪婪残酷与镇压事变时的凶狠毒辣，虽有极深的憎恨与惶恐，但在“戒严”高压体制下的台湾岛内，除了偶尔私下吐露几句愤懑之词外，只有噤默不语，不敢声张；而战后出生的世代则靠着父母辈的一些传闻，撷取一鳞半爪，滋长出不断增高的愤懑与抑郁。“台独”人士则利用国民党当局的不当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于不顾，反而利用其“黑盒子”制造些神话，夸张失实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动蛊惑文章，有意无意地借此制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扩充政治资本，趁而建构其“台湾民族论”及凝聚其“台湾人意识”，企图为夺取政治权力铺路。这种做法只会造成历史悲剧的恶性循环，无法疗伤止痛，达到吸取历史教训的目的。而大陆方面也不脱政治挂帅的窠臼，鲜见对二二八本身做客观的总结及学术研究。 为此，我遂自1983 年8 月起，在美国发行的《台湾与世界》杂志上以“梅村仁”的笔名开始连载“二二八史料举隅”，将我搜集到的史料分篇、整理、注释并考证，逐月发表，目的在提供乡亲资料和一些看法，并期待能就正面层次来刺激有关二二八的研究。这个连载后来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重视，直至1984年4月初我返日本，看时机认为预期的目的已达成后，适可而止，便留下一些“余韵—重要史料”而自主地停载。 在《台湾与世界》连载中，有不少机会和叶女史面叙及书信的往来。不久，我发现了她的才华和条件。她的家庭背景（她先尊叶荣钟先生带给她的余荫）和持有美国护照（方便走动）这些甚难有人能够兼备的条件，正是她能够做好采访二二八有关人士的绝妙大前提。我向她建议，小心被拖下“政治”的旋涡，只要能保持不涉及“政治”并固守学术研究立场，你可以完成任何台籍有识人士都无条件完成的业绩。 近年，叶女史开始把她的采访记录结集成书，公之于世，其中有关二二八的佼佼者，当为《证言二二八》（人间出版社，1990 年2 月）。我们两人，一直怀有合撰通俗本二二八事件的计划。本于我过去一贯的做法，是先公开资料方便学术界同好之士的利用，以期公平竞争，互相提升研究水平，反馈社会；继之着手学术专著的撰写，完成通俗本却是我每一个个案研究的*后一段的作业。 1985 年后，我开始能返台；返台机会增多后，我发现上述一类的执着和做法在价值观混乱、知性的诚实不被尊重的台湾颇难适用，有可能被投机分子趁机恶用，将有为害台湾学术界之嫌。 我们所注目的二二八的研究动向，逐渐大白于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将于1992 年2 月28 日以前公布。我们终于决定，我们非“国府”、非中共、非“台独”（他们的立场振幅相当地大，暂以“台独”的概称来代称）的第四个立场的初步研究报告，也应该在同一个时期披露，仰请社会诸贤的批判及斧正，这才是公正堂皇的做法。 因而，我们俩将多年累积下来的研究心得及认知总结合撰成此书，**篇和第三篇由我，第二篇则由叶芸芸执笔，因我尚留在台湾之故，*后的定稿及校正则由我一人负责，以供关心二二八者参酌。本书的完成虽未及参看海峡两岸未公布的官方典藏史料，但我们依多年搜集所得的资料与亲访见证人，将整个事变作一宏观而科学的分析，相信不无一得之愚。 我始终认为，只有站在公义、公正、不偏不倚、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上来探讨二二八事件的全貌，才能接近事变的真相，才能有效地抚平历史创伤，从而将悲剧性负面经验转化为正面的历史鉴戒。 因是立意撰述通俗本（自感不够通俗，差强人意）故，我们考虑到读者诸君阅读时不感枯燥及琐碎，而尽量免去脚注，方便一读能终篇。在可预期的将来，我准备完成精磨细琢的二二八学术研究专著及资料汇编，斯时，笔者当然将作必须作的一切交代。 为了完成这一本书，我们得过无数前辈和朋友的帮助，我们应该感谢。 我们得特别感谢的有吴克（《美洲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杜继平（同前周刊主任）两兄。他们让我有机会先连载（自第348 期〔1991年10 月26 日，11 月1日号〕至第357 期〔1991 年12 月28 日，1992 年1 月3 日号〕）一部分，不但在整理原稿上拔刀相助，还让我享有再推敲的机会。 还得感谢的有我内子林彩美和叶女史的先生陈文典博士。林彩美女史有时帮我誊清稿件及整理资料，陈博士和林女史他们两人分别当为**个读者，常常提出一些尖锐且具批判性的可贵观点来鼓励我们撰述。 必须特别作好交代的是，本书书名的来由。诗人杨泽博士（《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任）把本书第十一章“统独争议的本质与导向”选登于《人间副刊》时（1991年11 月16 日），另取大标题“爱憎二二八”，这个给了我们启示，终于决定以此为书名，谨向他致谢。 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发行人非常宽容，一直等待并支援我们完成这本书，资深编辑林淑慎小姐帮忙整理及校正，让本书不致有太多错误，我们由衷致谢。 我们在撰述过程中，一而再地确认了我们应该坚持的立场和撰述的态度。**，我们就事论事，不褒不贬；第二，我们只准备并冀望对历史能作好交代，但不准备迁就任何个人及社会、政治势力；第三，我们等待的是“世界史和人类史法庭”的审判及善意且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和指教，但拒绝一切低层次的“假批判”及围剿性、贴标签式的无聊攻击抑或耳语。显然，撰写当代史自求冷静、理性、客观比力求正确来得容易。我们相信本书疏漏的地方必还不少，如蒙方家指教，深为致谢。 戴国煇谨志 1992 年1 月20 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