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御风法则:社会注意力风暴研判

每当漫步在海滩上之时，我常常想起美国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的一句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从这一点来看，媒体人士与“御风而行者”有几分相似。 何止新闻从业者们是这样，其实每一个人每天都必须密切关注与己有关的重要信息。社会注意力和舆论关注是我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活与存在方式。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交往合理化”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存在的共同规范标准，而社会注意力和舆论就一直在追逐这个标准。 研究社会注意力背后的社会需求心理及其风险，应该深入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区域传统、地理环境、地缘政治、本土文化和新媒介环境里。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所以我们要关注契约精神，这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与法律基础。 费孝通曾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特质，涉及乡土社会的人文环境、组成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宗派礼法、血缘地缘等方面的内容。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过程中，乡规民约和公序良俗调节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契约精神既有历史传承，又有发展创新。 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显达或落魄，攀升或跌落到何种位置，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份农业文明的“乡土情结”。我们观察社会注意力和舆论现象，都离不开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契约精神是一种内核，虽然有时候你看不见它，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相反，契约精神弥漫在社会空气里，渗入社会交往的毛孔中。 社会的契约关系扎根于公理人心，大自然的契约关系则是科学规律。顺应公理人心，我们就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拥护；尊重科学规律，我们就能驾驭暴风骤雨，御风翱翔。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十几年前，我**次看宫崎骏的电影《风之谷》，电影中的风之谷存在于千年后遭遇破坏的人类世界，是一个地处边缘的山地国家，那里*不缺的是风、山地、森林和巨大的风车。每当我想到御风者的形象时，风之谷的公主娜乌西卡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御风飞翔，穿梭于天地山谷、瘴气虫群和腐海森林之间。风向，在飞翔的时候很重要。每年，北方的黑颈鹤和斑头雁成群结队地迁徙，它们*大的挑战就是要克服瞬息万变的气象困难，借助高空气流翻越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如果飞翔的技术不行，那么这些候鸟或许就飞不过八千多米的高山，等待它们的就是天大的难关。 明代航海家郑和在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率领百余艘船舶和两万七千多人组成的庞大船队，七次远航“西洋”，遍访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航海安全，郑和的船队配备各种专业的航海人员，在远航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航海技术，所用的帆船能够更好地借助不同方向的风力保证航行。那个时候世界上连蒸汽机都没有，更不用说内燃气轮机，郑和的风帆宝船就是有效地利用了自然界中的风能，这也进一步说明能量是可以转移的。 马可·波罗于1275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于1292年离开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也使西方人认为东方遍地是黄金、财宝。受其影响，欧洲的封建主、商人、航海家开始冒着生命危险远航，开辟到东方的新航路。 于是，人类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当时科技并不发达，所以借助自然力进行御风航海的技术性问题就显得非常关键。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闻名世界，也是源于这些航海家和探险家们擅长“御风航行”。 天气和风向无时无刻不参与着地球和人类的历史。1519年9月，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探险队从西班牙西渡大西洋，开始环球航行。他们一路顶着惊涛骇浪，经历了人员内讧等无数艰难险阻，仅剩下三条船，队员也损失了一半。此后，船队又从南美洲越过关岛，在菲律宾群岛没有遇到一次风浪，海面十分平静，原来船队已经进入赤道无风带。船员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个太平洋啊！”从此，这片大洋便以此为名。 其实太平洋上的吼啸狂风和汹涌波涛很著名，在寒暖流交接的过渡地带和西风带里，多有狂风和骇浪。而其中部较平静，终年利于航行。因此，只能说麦哲伦的航海技术和运气都不错。我们在舆论场中所经历的与海洋航行何其相似。如果你询问那些新闻发言人，他们一定对新闻舆论场的风险有深切的体会和感触。 水和风是大自然中*能比拟舆论现象的事物。如果我们要在互联网舆论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成为淡定从容的弄潮儿，就必须懂得“上善若水”，学会“御风而行”。很多人看惯了互联网舆论的汹涌澎湃，视其为“洪水猛兽”。然而，面对水的变幻莫测和冲击，西方传说中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大禹治水”的传说。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同样是面对滔天洪水，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诺亚方舟”是让滔天洪水涤荡人间的污秽和罪过，采取彻底摒弃和战略转移的思维，从而使人类获得新生和救赎。中国则是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中，表达“人定胜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大禹治水”更是蕴含了中国人善于变通的创新思维，因为人们能够将洪水危害化危为机，把水资源合理利用起来，变害为利，造福子孙。 风则是变动不居的能量，正因为有变化，才会有机遇和风险。风险往往是与机会伴生的，危险和机遇也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一件事对有的人来说是危险，而换个情势或因应得宜，则有可能能变成机遇。御风的人会利用法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风险本身亦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表面的风是外在的，而大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则在表象之下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不仅是大自然需要遵循规律，而且人文社会同样必须具有契约精神。 《荀子·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荀子认为，人类能超越水火草木和禽兽，是因为人有生命、有知觉，*重要的是有道义。人在体力上输于禽兽，但是因为有名分和道义为关系基础，就能够结成社会群体，即人与人之间能够达成合作。很显然，这里说的道义和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社会契约精神。 群体心理学，正是我们打开社会注意力规律的钥匙。舆论的世界里也时刻发生着“风雨雷电”的气象变化，社会注意力的心理运化法则，往往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变得显而易见。舆论气候的变化，也是有“二十四节气”的。如果想要御风而行，就需要了解舆论环境的温度、湿度、密度、构成元素和风云变化的源头走向，以及生态环境循环和相关关系。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里曾描述了未来人类太空军从海军转型，军舰在二维的海平面上破浪前行，而太空飞船是在三维甚至四维的大气和宇宙真空中游弋飞行。在水里游和在风里游异曲同工，只是变换了时空维度。置身于舆论的四维时空，每一位御风而行的人都需要时刻了解时空方位、自然规律、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无论是在清末民初还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是在纽约唐人街还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在长江边上还是在太平洋里……在舆论气候的风险条件与类型完全相异的情况下，我们的应对方式也截然不同。 今天，我们身处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互联网时代，随着世界多元化格局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化，社会舆论意义上的“御风者”面临的风险环境无疑是空前复杂的，其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历史上的农耕时代，也不同于蒸汽和电气工业时代。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寻找社会注意力风暴正确的打开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