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风游云——张旭传》精:本传记再现了张旭奇特书法的艺术贡献和曲折的人生命运

跋 清代诗文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诚哉斯言。我在写作《纸上云烟——草圣张旭评传》时常常有一种困顿的感觉；困惑于题材的审择，困惑于审美的参照。相较于别的书法家，张旭是丰厚的、是灿烂的。公元九世纪中叶，唐文宗李昂将张旭草书、李白诗歌和斐旻剑舞钦定为“三绝”，并诏命翰林学士撰赞。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获得皇帝封号的旷世书家，竟然生卒及年寿均不详，我们仅能从与他交好的名流诗文中知道他曾活动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他早年做过常熟县尉，而终止于从六品的金吾长史，他唯一载于史册的“业绩”，就是做县尉时遇到一位反复诉讼求判的老翁，而老翁此举不过是贪求他手书的判词。张旭的一生，其实就是简化到《新唐书》中的一百五十七个字，就是浓缩到“酒”与“书”中的释义，就是纯粹到极致、超越到极致的草圣人生。 中国*早的圣人老子，其巨著《道德经》一书，共有八十一章，五千一百余字。其中，“圣人”一词出现了三十二次，分布在二十六章中，它出现的频率，仅次于出现七十多次的“道”字。书中的圣人首先是“得道”的人。得道，一是说他认识了道，一是说他要“为道”。张旭二者兼而有之。书法史上能于当代便被尊为“圣”者，只有“草圣”张旭一人。“张旭三杯草圣传”（杜甫《饮中八仙歌》）。这种殊誉连“书圣”王羲之都未能做到。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是经过了二百多年，一直到初唐李世民的手里才确立起来的。而张旭纯粹凭借“满纸烟云”的艺术魅力而华光四射，使整个书坛高山仰止，乃至被誉为圣。历史对张旭先生是吝啬的，也是慷慨的。 艺术的本质，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美是一种形式，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力量，也是艺术的*高境界。一切艺术到*后都归结为审美。“审美”是我从张旭身上提取的精魂，串珠贯玉地构成了这本书的脉络大观。“审美”使我真正走入了张旭先生的内心世界和艺术境界。“审美”也可能使读者对《纸上云烟》一书有了认知和期望。感谢阎纲、何西来、陶文鹏、雷珍民、李炳银等诸多良师益友对此书的恩遇与褒贬，这次的定稿便是对各种声音的尊崇，但仍不敢说已臻完美。在这个灵魂消解、肉身沉重、写作过分欲望化的笔墨泛滥时代，我的作品仅是一个知识分子思考人生、反思社会、观照艺术的一种方式。我自信的是——真是它的底线，善是它的方向，美是它的面容。 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有四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就是说，作家必须积累丰富的写作知识作为构思文章的宝库，府库充盈、腹有良谋，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才能笔吐华章、文绽锦绣。具体到写作上就是，切入情怀灵魂，融入历史烟云，道出艺术真髓，触及文学本真，指陈世间正道，升华人文精神……对这种大雅上美之境界，我有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执着。人生于我，犹如一个旅人在爬一座山，虽不知何时能爬上山顶，但坚信会有山顶，就不遗余力地攀登——至于山有没有顶，山顶的景观如何，那是自然和命运的造化，和一个攀登者关系不大。 清流拾贝，浊浪淘沙；一息尚存，从吾所好。这是活着的乐趣，也是写作的境界。俯而作，仰而歌，况复何求。 2020年芒种于长安城南赞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