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质性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列丛书)

**部分 研究准备在设计和实施一个质性研究项目之前，2研究者必须充分了解各种相关问题并做好准备。了解价值观与信念如何进入研究过程以及它们如何支撑不同的研究路径，对于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为质性研究确立恰当和清晰的研究问题也非常关键。*后，在启动任何研究之前都需要深入考虑伦理和政治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
本书前四章主要介绍开展质性研究所需的准备工作，旨在帮助你批判性地思考这些议题，确立研究问题，以及形成研究计划。第1章 质性研究的基础3本章内容
●什么是质性社会研究
●质性研究vs量化研究：权衡与取舍
●走近质性研究
●研究范式――关于研究的价值观与信念
●什么是现实，它可以被认识吗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主义
○建构主义
●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冷静的研究者
○批判主义――作为倡导者的研究者
○建构主义――研究作为“非朴素的对话”
●我们如何找到答案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批判主义
○建构主义
●结语
●阅读延伸什么是质性社会研究长期失业是什么感觉？种族与个体健康之间有什么关系？人们为什么要浪费食物？
根据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想要立刻回答这些问题是可能的。这种类型的答案可能是基于你过去的经历和学习、你读过的书、你听别人说过的话、你的观念或直觉。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另一种方式是进行社会研究。这可能涉及观察他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向他们提问；也可能并不涉及任何与人的直接接触。取而代之，你可能会研究人们写下的文字、建造的东西、制作的物品以及留下的踪迹。
就*简单的意义而言，社会研究涉及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和增加我们对社会世界某些方面的理解。在学术情境中社会研究以理论为指导，同时也对理论有所贡献，帮助我们解释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本书将指导你开展合乎情境的、高质量的质性研究，并且帮助你*大化地利用数字技术来服务于你的研究。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你启发，使你在进行质性研究时超越那些显而易见和理所当然的现实获得对社会的新理解。专栏1?超越显而易见和理所当然的现实你见过水果从树上掉下来吗？据说，科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曾经坐在一棵苹果树下，恰好被当时从树上掉落的一颗苹果砸中了脑袋。面对这一情景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只会揉一揉脑袋或者看一看下次坐哪儿会更安全，但是艾萨克?牛顿却开始思考为什么苹果会向下掉落而不是停留在树上或者向上离开。他由此萌生了存在一种力量将一切东西推向地球的想法。这个事例的重点在于虽然很多人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但是只有艾萨克?牛顿产生了引力导致苹果掉落的思考。本书旨在教你如何质疑自己关于世界的假设，这样当你通过质性研究来解释社会世界时就可能会获得新的认识。“质性社会研究”一词涵盖了社会研究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概念上与量化社会研究的方法截然不同；但在实践中两类方法经常一起使用，它们之间的区别有时是比较细微的。在对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将会在下一节中先为大家介绍质性社会研究与量化社会研究之间的分野。质性研究vs量化研究：权衡与取舍任何关于社会世界的研究都在根本上触及以下两大问题之一：
（1）发生了什么？
（2）影响范围如何？
粗略来讲，质性研究关注**个问题即研究某个事物的特点或性质，而量化研究旨在通过回答第二个问题来呈现事物的数量特征。只有当你知道了**个问题的答案才可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并且要找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需要非常不同的研究方法。
下面的例子应该能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当家庭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在家里可以使用互联网来做什么。只有当研究人员针对人们如何使用和理解网络完成了一些质性研究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考察特定的使用或认知方式有多么普遍以及它们如何与特定的群体相关联。要揭示某个事物的影响范围如何，你需要去研究每个人或每件事，或者至少是这些人或事的代表性样本。
这个例子说明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量化研究者通常需要有一个关于研究对象的想法或理论，这意味着在学术领域中进行的量化研究倾向于检验理论。虽然质性研究也可以用来检验理论，但当研究人员对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不太了解或者一无所知时这一研究方法则会更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质性研究可以被用来建构理论。换句话说，量化研究往往是演绎性的，而质性研究则偏向于归纳性的。
在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格丹（Robert Bogdan）基于单个对象完成了一项著名的质性研究。他的研究目标是了解一个女性被困于男性的躯体里是什么感受，研究的成果是一本书，书名叫作《与众不同：简?弗莱自传》（Bogdan, 1974）。这项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简?弗莱”的生活经验以及她对这些经验赋予的意义，由此建构出关于那些拥有女性之灵魂、男性之躯壳者性认知的理论。作为质性研究的典型代表，这项研究通过叙事（即简?弗莱自己的语言）让“简?弗莱”的生活经验得以发声。与之相反，量化研究则倾向于将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简化为数字，以便能在大的群体中识别出具有某些特征的模式。在量化研究中诸如性别认同这样的复杂体验可能会被简化为量表中的一个数值，从而使得不同人群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例如，量化研究项目可能会探究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与生活其他方面特征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些特征同样可被测量并简化为数值以方便识别（如性取向、种族、童年经历、宗教态度以及这些特征的不同组合）。
上述简?弗莱的例子说明了质性研究中需要考量与权衡的一个问题，即理解的深度往往是以牺牲代表性为代价的。波格丹并没有声称“简?弗莱”的经历完全代表那些认为自己受困于男性躯体的女性。然而，波格丹的研究提供的是深入理解“简?弗莱”作为一名拥有女性灵魂却束缚于男性躯体的人所拥有的生活经历，在当时她被看作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正如第5章所解释的那样，这项研究的结果虽然不具代表性，但仍然可以被推广。
现在你应该更加清楚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并不存在高下之分，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观与信念对研究目的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本章内容具有以下两重目的：**，帮助你辨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各种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二，帮助你认识支撑不同研究方法的价值观和信念，包括你自身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信念。这将有助于你更好地觉察当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意义，也能够为你日常研究生活中的选择与决策带来启发。走近质性研究在你思考如何进行一项质性研究之前，你需要弄清楚研究的目的以及你希望达成的目标。我们用一个更为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在研究之前明确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关于购买哪辆自行车的决定）。
假设你想购买一辆自行车，但你不确定哪一辆是*适合你的。为了做出这个决定你需要考虑你想用这辆自行车来做什么，以及你想如何使用它。你会是它唯一的使用者吗？如果你想做出一个满意的购买决策，就需要仔细考虑为什么你想要一辆自行车。你想用它来做什么？想用来进行高速公路训练？如果是这样，那么公路自行车可能是*好的选择。想骑着它去探索附近的一些树林？那么山地自行车*适合你的需要。想每天骑行去上班，或者只是用于偶尔的购物和娱乐休闲？这样的话，混合动力车可能是*佳选择，电动自行车也可以考虑。或者也许你只是想要适合特定人群风格的自行车？你可以选择旅游沙滩车或者定轮自行车。这里很明显，并不存在一辆*好的自行车。选择哪辆车取决于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只有考虑了自行车的预期用途，才能够评判你是否做出了好的购买决定。想以低廉的价格购买高品质的公路自行车来满足在泥土小道上飞驰的愿望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同样，对于质性研究而言也没有*好的方法或路径。研究方法种类繁多，每一种都自有其优点与缺点。为了做出理想的选择，你必须考虑为什么要进行研究以及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涉及了价值议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关于知识和现实本质的不同信念作为支撑。
即便你很清楚想要从研究中收获什么，仍然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实际地开展这项研究。同样，选择何种研究方式取决于研究者对于事实本质和知识获取持有怎样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将通过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说明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如何指导我们的想法，通过另一个例子说明信念和价值观如何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由浅入深地探讨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很明显，没有一种所谓美好生活的*佳模式。一个人关于什么才是*佳生活方式的看法受到其所持价值观和信念的影响。例如，一个看重金钱的人眼里*好的生活肯定不同于那些视人际关系为*高价值者所理解的*好生活，也不同于那些以健康或宗教信仰为*高追求的人所崇尚的理想生活。只有在这些价值观和信念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去评判一个人是否过上了好的生活。同理，关于*佳研究方法的看法也建立在一系列的价值观和信念之上。
下面的例子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信念和价值观不仅引导我们的思考，而且影响我们的行动。你是怎样去到你的工作地点或学习地点的？如果你是骑自行车去的，你可能会认为骑车具有步行、驾车或搭乘公共交通所不具备的优势。也许你相信骑车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更加快捷、更加放松、更加经济，或者有利于减少空气污染。事实上，它真的更令人放松吗？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骑车以及那些可能的替代选择。有人会认为坐火车十分放松，或者是一个阅读的好机会，而有人则会觉得很不舒适或者浪费时间。除了信念之外，你会发现在你关于骑行的看法之中还渗透着你的价值观――你关于健康、速度、放松、成本以及清洁空气等价值的认识。同样，你在自行车上的花费不仅由你需要支付的金钱额度来决定，还由你的价值观即你对自行车价值几何的看法来决定。
正如没有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没有一种“*好的”通勤方式一样，也没有一种“*好的”或唯一正确的方法来处理或展开质性研究，尽管不好的研究方法遍地都是。例如，探究种族与个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一种“*好的”方法（随后会介绍这个例子）。你更倾向于选择哪种方法将取决于你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信念的综合作用。研究范式――关于研究的价值观与信念借助社会研究范式的概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价值观（values）与信念（beliefs）是如何进入研究之中的。范式是一组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基本信念，以及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价值看法。正如信念和价值观8共同指导你如何行动一样，研究范式是指导你怎样进行研究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的结合。信念无法被证明，但持有这些信念者却对其深信不疑。信念和价值观可能是模糊难辨的，因为除非受到明确的挑战，否则我们总是倾向于理所当然地认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持有的价值观。
在学术文献中，你可能会遇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范式类型和术语。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以下三个问题指导你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来确定不同社会研究方法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1）什么可以被认识？
（2）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
（3）我们如何找到答案？
总而言之，任何一项研究都以某种研究范式为支撑，我们可以通过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勾勒出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Skeggs, 1994; Denzin and Lincoln, 2000）。**个问题“什么可以被认识”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存在事物的看法即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 beliefs），以及我们对知识的看法即认识论信念（epistemological beliefs）。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什么是现实，以及什么可以被认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涉及我们对知识的信念和价值观。第三个问题涉及方法和方法论，这一问题的答案产生于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将使用这三个问题来解释和对比四种主要的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是古巴和林肯（Guba and Lincoln, 1994）在他们著名的类型学研究中所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 paradigm）、后实证主义范式（post?positivist paradigm）、批判主义范式（critical paradigm）和建构主义范式（constructivist paradigm）。我们选择这一类型学体系作为依据是因为它既全面又简练，虽然我们会效仿其他研究者使用术语“批判主义”（criticalist）而不是“批判的”（critical）来避免与后者的普通含义产生混淆。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继续使用这一类型学方法，因为我们希望将每种方法的讨论都与其哲学基础联系起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的类型和术语多种多样，而不同的学者对特定术语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古巴和林肯在其2011年修订版著作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型参与/合作范式（participatory/cooperative paradigm）（Lincoln et al., 2011）；一些学者区分了建构论（construction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Crotty, 1998）；而另一些人则将非实证主义（non?positivistic）方法归入了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t）的阵营之中（Blaikie, 2007）。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关于知识和现实本质的不同价值观和信念是如何支撑起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当你可以主导自己的研究时，这一认识使你能够有意识地保持研究与你所持信念和价值观的一致。即便你从事的研究并非出于自己的设计，这也能使你充分领悟到当前的研究方法和日常研究决策所富含的意义。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描述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的类型或术语，9你都可以借助这三个问题超越既定的标签而直达讨论的中心。不同研究范式之间潜藏的哲学差异不仅反映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之上，而且关系着我们如何撰写研究所得，如何呈现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和经验”（Smart, 2009: 303）。什么是现实，它可以被认识吗我们能够体会多重人格障碍的感受吗？我们能否知道有如神助是怎样的情景？与“什么可以被认识”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是存在的”。对“我们能否认识现实”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所认为的现实是什么。如果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么世界是否还存在？这是哲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论的问题，而世界上许多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对现实所持看法的差异。虽然你可能没有思考过我们能否认识现实的问题，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答案如何为不同研究方法提供支持却至关重要。在本书中，我们将会把研究方法的日常决策与支撑研究方法的信念和价值观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信念通常与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发展有关，认为现实是存在的。即使一个人都没有，世界也依然在那里，因为事物的存在与人类的意志无关。例如，关于引力的实证主义观点认为地心引力本就存在，而艾萨克?牛顿是**个发现它存在的人。
根据这种观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认识、理解和描述现实。通过使用严谨的研究方法，我们有可能获得关于现实的完美知识。这意味着实证主义观点不承认抽象或神秘现象是一种现实，并且对某些医学疾病（例如慢性疲劳或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是否真正存在抱有怀疑。现实只能够由可以通过推理感知或发现的现象组成。例如，根据实证主义观点，社会阶层是具有可观察属性的客观现象。
后实证主义
与实证主义观点一样，后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现实独立于人类意识。不过，后实证主义研究承认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掌握这一现实的完美知识。我们只能10通过精心设计的研究来尝试获取接近现实的知识。甚至统计方法也只能够获取近似值，抽样程序和加权也都是用来拉近研究结果和事实之间距离的。许多量化研究都是后实证主义的，不过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范式之下进行质性研究也是可能的，尽管相对而言这种做法不那么常见。
批判主义
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认为现实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理解相反，持批判主义范式的研究者将现实视为人类意识的产物。社会现实是由一系列随时间推移而沉淀下来的人类价值观和偏见塑造的，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等等。批判主义研究者批判性地看待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他们思考现实背后的含义，而非视其为理所当然）。在历史上，已经有一些人的目光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状态而投向了一个没有剥削的未来世界。在这些理想家看来，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是特定的人类价值观随时间的推移而正常化的产物，所以当前事物的状态就会被轻易地当作现实。卡尔?马克思因其对19世纪后期社会阶级的分析而举世闻名。那时，有产阶级和没有土地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有产阶级认为他们就应该是创造财富和优渥发达的那一群人，而工人阶级则通常认为长时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就是他们的命运与生活。在当时，如果不涉及阶级分析，任何关于社会现实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接受阶级差异作为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且指出了这种接受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他认为阶级社会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人类未来一定会进入一个阶级消亡、按需分配、任何人都无权主宰他人的社会。同样，
马丁?路德?金也梦想美国能够成为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国度。社会学家发现，在美国白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远高于黑人。然而，批判主义学者（Ladson?Billings and Tate, 1995; Decuir and Dixson, 2004）并不视之为种族的本质特征，而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数十年的剥削、歧视和受教育机会减少的结果。
因此，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支持者并不认为性别、种族、父权规范、阶级和权力等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相反，他们认为当我们接受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形态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时，它们“就像现实本身一样，成为局限和狭隘的代名词”（Guba and Lincoln, 1994: 111）。
*后一个例子说明了在不同时期存在的有关性别的各种现实。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中，现实是女性的11机会和待遇均落后于男性；在另一些文化中，现实是女性与男性相互平等；尽管父权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但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文化，在这些文化中其现实是女性的机会和待遇要优于男性。这些现实是具体价值和实践的产物，而不是反映两性差异的普遍事实。
不过，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即使这些不同的现实取决于对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的看法，两性的“现实”也并非是一个普遍真理。文化历史学家托马斯?拉科尔在他的著作《制造性：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时期的身体和性别观念》（Lacquer，1990）一书中追溯了西方文明如何在17世纪的某个时期建构了两性即男性和女性的现实。在这以前的“现实”是，从医学意义上而言只存在一种性别。2014年，“双性人”在澳大利亚被法律认可为第三种性别，再一次改变了所谓的“现实”。
建构主义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进一步关注到视现实为局部且具体（local and specific）的建构主义观。根据这一观点，现实是纷繁多样的，每一个现实都建立在共同看法的基础之上。例如，对于许多西方医生来说现实是化疗可以阻止癌症的发展，而在另一类治疗师看来现实是冥想能够阻止癌症的恶化。还有一些癌症患者所经历的现实是改变饮食方式遏制了癌症的发展（Pekmezi and Demark?Wahnefried, 2011）。
根据建构主义观点，现实可以通过表征、话语以及实践而得到积极的建构。在西方国家，理想的女性身材是通过主流媒体表现的女性形象而被积极建构的现实。相比60年前的审美标准，当代女性的理想身材更加苗条。然而，当代的女性理想身材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并非在所有的文化之中都存在。
现在我要举的例子是通过话语而积极构建的现实。澳大利亚的主流话语是婚姻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而现在却出现了一种与之对抗的话语是婚姻可以发生于任何两个人之间。在许多国家例如加拿大和英国，婚姻可以存在于任何两人之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话语。这种话语方式的变化推动了法律的变化，使同性婚姻成为一种可被观察的现实。
批判主义的现实观往往以社会现实为关注点，而建构主义认为现实是局部和具体的看法则包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事物（objects）的现实是局部的和具体的。这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因为无论你身处哪个时代和世界的哪个角落，如果你面前有一根横杆挡住了去路而你却对此不加留心，都必然要为此承担后果。不过，让我们走近一点来观察一下那个横杆。它真的是一根杆子还是一座雕塑的一部分？也许它只是一扇大门的吊杆，并且当你靠近它时会向上升起？你面前事物的物质性是毫无疑问的，的确有一些东西12阻挡了你的道路。它是由人类创造，以物体的形态而存在的事物。根据这种建构主义观点，定义是什么构成了特定事物是一种设定边界的人类行为。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些违背直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事物的定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常常显得自然而普遍。再举一个例子，关于什么可被理解为一个住所并不存在自然或普遍的真理。在许多诉讼案中，开发商、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为一栋建筑是否算作住宅而争论不休。由此说来，是人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产生了我们通常视之为自然存在的住所。
这个观点还进一步超越了人类创造物而伸延至物理世界。例如，要定义某一块草地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个人可能认为这块草地是椭圆形的并打算用来踢足球。在第二个人那里，同一块草地则可能被视作某处圣地的一部分。而对第三个人来说，这块草地只有一部分值得定义，因为那里是稀有种类的蚂蚁栖息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与物质世界产生互动并创造事物，这一认识有时被称为现实的社会建构（Luckmann and Berger, 197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仅仅通过想象来生产任何现实。除了*激进的建构主义之外，其他所有的建构主义观点都认为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交互超出了人类想象所能控制的范围。建构主义观并不是笼统地讨论现实而是看到现实的纷繁复杂，每一种现实都是具体情境的产物。这意味着秉持建构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在进入一个领域时，会对眼前世界与自身世界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保持格外的敏感。
现实来自人类的积极建构这一观点引领我们来到了刻画研究范式的第二个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于对研究目的的看法以及秉持的价值态度。在这里，我们聚焦于不同范式在论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时展现的差异。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冷静的研究者
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研究的任务是找到客观真理，或者说在后实证主义研究那里是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理，即一种原原本本的现实。研究者希望能看到事物真实的面貌。更进一步讲，研究者就像一位科学家透过单向镜进行观察，能够做到实施研究而不会对研究对象产生任何干扰。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13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他希望赋予社会科学同物理科学一样的合法性。因此，他主张用于研究社会世界的方法不应与研究物理世界的方法有任何根本的区别。此外，涂尔干还认为社会研究应该是价值无涉的。
许多社会研究者质疑涂尔干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照搬用于研究物理世界的方法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虽然对照实验是自然科学家惯常使用的研究手段，但要对人类对象进行对照实验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同于一个土壤样本或组织切片，当人们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时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表现。
关于研究中的价值问题，社会研究可以保持价值无涉的论点恐怕难以立足。对人类进行对照实验是否合乎伦理？答案取决于我们所秉持的价值观。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那样，哪些主题值得研究、主题的框架、研究的设计、研究的路径、对待研究参与者的方式、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以及展示的对象，都反映了支撑具体研究的基本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与信念。
批判主义――作为倡导者的研究者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批判主义范式下的研究者毫不讳言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取向明确指导着他们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确立，以及研究结果的分析与报告。他们时常有意识地去赋权（empower）于研究对象，利用研究去激发他们的意识或提供表达的机会。
不管是批判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研究者，都认为真实客观地观察事物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不同，研究的结果也不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是谁，而我们的身份又是我们的研究者角色、生活经历、受过的教育、读过的书、见过的人、秉持的观念、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如此种种的集中呈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我们在圣诞节时观察人们之间的礼物交换。每个人都争相拿出*好的礼物赠予他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交换理解为亲密性、义务性或竞争性的表达，会因我们是否经历过类似现象以及这些经历的性质如何而折射出个人化的色彩。再看另一个例子，比较以下两位研究女性分娩经历的研究者。其中一位是26岁，并且刚经历过一次艰难妊娠的女性研究者。另一位是65岁，从未有过孩子的男性研究者。我们可以预见两人与研究对象互动的方式以及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回应方式必定存在着差异。正如下一章将进一步讨论的那样，我们是谁不仅影响着我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对他们的所言所行给出的解释。例如，在采访一个人时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解释他们的肢体语言将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规范和我们与此人的关系，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亚于肢体语言的表现本身对于解释的影响。
不论采用建构主义范式还是批判主义范式，优秀的研究者都会对他们在研究中的参与做出反思和自省。换句话说，作为一名研究者你要意识到作为研究者的你是谁，你自己与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以及你的个人经历、价值和期望如何塑造和影响着你的研究。例如，你如果在社区住房组织工作并且正在对租户进行采访，就需要认识到这样做对于研究对象的福祉以及研究结果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还需要意识到这种身份关系如何影响了你进行研究的方式，意识到任何因在社区住房组织工作而形成的预设或偏见。使研究结果体现反身性的方式包括将研究者自身作为一个行动者而纳入对话脚本，采用**人称视角，以及说明自己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个人经历。
反身性（reflexivity）包括承认研究行为通常会对研究对象的生活造成扰动。正如希茨勒和凯勒所说的那样，质性研究者“永远处于同时身兼协作者、观察者和报道者”多重角色的困境（Hitzler and Keller, 1989: 100）。以下是本书作者之一维维恩?沃勒在自己的研究中如何成为协作者的一个例子。她问一个热爱阅读的孩子，在互联网上阅读故事的想法是否能够吸引她。显然这个孩子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在网络上也有书可读，尽管她的父亲出于种种考虑试图隐藏这个信息，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们得知这个女孩后来一直努力在互联网上寻找书籍。
建构主义――研究作为“非朴素的对话”
在建构主义视角看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创造了研究结果。根据这种观点，研究就像一场与研究对象进行的对话――一个双向的过程。然而，研究并不是一场朴素的对话，因为研究者已经就此制定了一份议程表。研究对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声是由研究者决定的。他们需要在维护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特权和认真对待研究对象的观点之间做出平衡。一方面，研究者可能希望在研究中为参与者创造表达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又不希望使研究对象的故事过于突出，因为这会使得分析受限于参与者的局部性视角。例如，一位研究对象可能会说，他在酒店业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没有人想聘用一个把头发染得很鲜艳的人。而研究者则可能从潜在雇主那里听到一些与之矛盾的解释（例如，一些雇主可能会说是因为他态度粗鲁），甚至基于他们自身的判断对于男子的失业产生不同的理解。当面对不同的视角时，研究者15要有意识地去决定在对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分析时分别赋予它们多少权重。一些建构主义的研究强调，要在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结果报告等全部或部分环节中让研究对象积极地参与进来。
无论是来自研究者的声音还是研究对象的声音，抑或是这些声音的混合，研究的结果都是研究者与世界互动的产物。没有人可以拥有上帝的视角。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任何人――不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的视角都是局部的、情境的和具身的。研究收集的任何资料都是不完整的和选择性的。而且，如何整理和取舍这些研究资料都由研究者的理解和诠释决定。换句话说，研究者观察和解读研究对象的方式受到他们有限和具体的观察理解能力的制约。此外，研究行为也可能会给研究者带来改变。延续前文所举的例子，研究者可能会因为进行了该项研究而改变他们对于失业的看法。
研究者不具有充分理性，也做不到全视或全知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研究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没有价值或毫不相干。正如哈拉维所说，研究是“基于某种立场的观点”（a view from somewhere），是一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非朴素的对话”（non?innocent conversation）（Haraway, 1991）。如果以夸张的笔法来描绘建构主义研究，那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将是构成画面的全部元素。然而，*终呈现的研究并非是无拘无束、自由流淌的叙事，因为研究的根基在于独立于研究表达而存在的人和物质世界。通过这样的方式，研究才得以实现“具身的客观性”（embodied objectivity）（Haraway, 1991），我们将会在下一章对这个概念做出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如何找到答案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找到答案”既可以指方法论，也可以指方法。在日常使用中， “方法论”和“方法”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似乎二者所指的是同一种东西。然而实际上研究的方法论是一种关于探索发现的理论方法，类似于一套原则；而研究方法则是用于探寻答案的具体策略，例如访谈或观察。质性研究者在许多不同的方法论框架下进行研究，包括符号互动主义、现象学以及参与研究。对这些方法论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我们将在本章末尾的“阅读延伸”栏目中就如何更全面地了解这些不同的方法论提出建议。本书第二部分的章节将会对研究的具体策略进行专门介绍（即具体方法）。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就研究范式如何关联于研究者的研究方式进行一些粗略的讨论。让我们回到前面关于种族与个体健康关系的例子。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研究都试图捕捉关于现实世界客观的、可测量的真相。因此，举例来说，研究者可能会在研究中采用他们认为能够反映真实种族差异的既有分类方法。他们可能会根据公认的标准将参与研究者分配到不同的种族群体中，例如，在家中使用的**语言、出生国或母亲的出生国。同样，现有的健康标准也将被用于测量个体的健康水平。研究者将试图揭示关于种族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社会事实，并努力在情感上脱离他们的研究。如前所述，大多数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研究是量化而不是质性的。
批判主义
批判主义研究者追求“创造变革，为了那些受权力压迫者的利益”(Lincoln et al., 2011: 102)，他们认为权力关系决定着什么构成知识。这意味着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自明的类别实际上是特定时间下特定联盟的产物。例如，“性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类型，在异性恋制度下对性行为起着规范作用（Butler,1990）。另一个例子，简?弗莱在《与众不同：简?弗莱自传》一书中对其个人生活的叙述揭示了特定的权力网络如何将一个人定义为“精神病患者”（Bogdan, 1974）。还有一个例子，自1995年以来澳大利亚用于界定原住民的两个群体是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这一分类使托雷斯海峡岛民浮出水面，在此之前他们被归入土著居民的群体之中。但与此同时，南太平洋岛民却在这种分类之下成为隐形的族群，他们没有能够像托雷斯海峡岛民那样成功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官方承认（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8）。
对于那些采用批判主义范式的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在描述世界时不要把既有的权力结构包括既定的类别视为理所应当。实际上，提出可能存在的替代解释能够暴露这些所谓的现实的建构性本质，从而动摇这些对人们生活施以规约的类别或结构的存在合理性。回顾前述关于健康与种族之间关系的例子，一个批判主义的研究者不会简单地接受“种族”这一类别而可能去考察种族类别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出来，观察种族差异在生活中如何呈现以及探究人们对这一群体分类所赋予的含义。同样，批判主义研究者也不会简单地接受“健康”这一类别，而可能会考察健康是如何表现的以及这一类别被赋予的含义。这就需要考察西方社会对健康的定义中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西方人对健康的理解和测量包含了“健康”的体重以及没有具体的疾病症状，17这与中国传统医学将“健康”理解为一种阴阳平衡存在着差异；也与印度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把“健康”视为三种能量的平衡有所不同。
批判主义范式下的研究者不是以“健康”这一类别的固有含义作为他们工作的起点，而是关注“健康”被赋予的不同意义如何使特定的人群获益或者受损。对于持批判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类别是一把双刃剑，除却我们所讨论的种种局限与不足，也正是这些类别概念（如种族、性别、阶级和肤色）为我们识别和解释广泛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帮助。
建构主义
与批判主义的研究者一样，建构主义范式下的研究者不太可能使用自上而下的结构方法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类别。相反，相较于一般的社会学理解，他们可能更为看重人们自己对于种族和健康的认识。他们也可能特别关注人们给自身的生活经历赋予的意义，而不太可能使用类别作为他们研究的工具。例如，许多人对于健康意味着什么都有着自己的特殊理解。比如，一个人对健康的理解可能融合了来自西医、传统中医以及佛教关于业力的思想。从外部的理性标准来看，这样的混合可能是缺乏连贯或不合逻辑的，但对执此观点的这个人来说却是合情合理的。建构主义研究不是要考察涂尔干视角下关于健康和种族的可观察“社会事实”（societal facts），而可能是纳入马弗索利所称的社会性事实（societal facts）即“社会存在所呈现的任何温情脉脉与杂乱无章”（Maffesoli, 1989: 14）。因此，建构主义研究崇尚深描（thick description），而对类别分析嗤之以鼻。结语
人类是复杂和矛盾的。尽管我们旗帜鲜明地持有一套关于事物的信念和价值观，但我们却很难在生活中始终践行这些信念和价值观。例如，我们可能会认为保护环境十分重要，并且相信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增加正在破坏地球。我们生活的方式可能也反映出这一价值观，如家庭生活节能化，选择可再生电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食用季节性食物，制作堆肥等。然而，我们却对旅行充满兴趣，每一两年就会坐长途飞机去往另一个国家，即使这些航班是世界上增长*快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比如，只需每年乘坐经济舱往返伦敦和悉尼一次就会使得英国的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一倍（World Bank, 2010; Jarrett, 2012）。
在研究方面，18我们的行为可能同样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可能符合建构主义范式，但我们却在从事着将人分成不同类别的量化研究。为了理解这一点，你需要明白“后实证主义研究者”“批判主义研究者”和“建构主义研究者”等术语都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实践中，一个研究者可能会对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所采纳，即使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项目也可能会包含基于不同研究范式而设计的子项目，例如定量调查（后实证主义）和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实施及解释的访谈。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关键点是，尽管一项具体研究可能无法齐整地对应于这些范式类别，但其中必然会强调某一种范式多于其他范式。正如本书后面的内容所示，为了做出关于如何研究的恰当决定，研究者需要明了支撑这项研究的信念和价值观。同样，为了评估研究的质量，你需要清楚研究希望达成的目标以及不同范式之下研究目标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