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清史讲义(全3册)

探微技艺精　宏论卓识高——《郑天挺清史讲义》反映的清史教学与研究（代整理后记） ……常建华 ………… 八、《明史》纂修与清代考据学及其它 清修《明史》是清朝历史的大事，郑先生对于这一问题有着精深研究，形成了系统的读书卡片，我们将之放入《郑天挺明史讲义》绪论部分的“明清史参考书”之“《明史》及明史源流”目下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第30—80页。，不过《郑天挺清史讲义》中还有涉及《明史》纂修的部分卡片，我们连同郑先生对于清代考据学的专题研究，再加上未归类的“其它”类，将这三个专题在此介绍。 “《明史》纂修”专题计有20条。 郑先生重视清修《明史》的活动，将其与清朝政治、党争问题联系起来考查，这一问题集中思考在1964年，当时郑先生承担了标点《明史》的工作，进一步思考《明史》纂修问题。康熙十八年清开特科博学鸿儒科，征天下学者，录取者用于纂修明史，郑先生考察纂修《明史》，亦重视这一问题，尤其关注其中的朱彝尊，留下了阅读朱彝尊文集《曝书亭集》等资料的卡片。“朱彝尊”条多有考证：依据陈廷敬《竹垞朱公墓志铭》指出：朱彝尊“应生于崇祯二年（1629），举鸿博授翰林时（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十一”。《清史列传·朱彝尊传》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朱彝尊入值南书房，而李光地《榕树语录续集》卷十五说：“朱锡鬯忽点讲官，东海（徐乾学）恐其至南书房踞其上，遂嗾人为上言其毫无所知，动不得笔，而人又轻躁，遂乃斥去。”郑先生指出，据此，朱似未入南书房，与本传异。但是《曝书亭集》十二有《元日南书房宴归，上复以肴果二席赐及家人恭纪》一首，卷十一有《二十日召入南书房供奉》者，则本传为确。于是指出：“李光地敌视徐乾学，以恶归之，似非是。”根据朱彝尊集中记载自己获谴、翰林院检讨庞氏改调，郑先生又指出：“当时党争殊烈，而竹垞深有所不满。”还根据集中赵执信寄朱竹垞诗与朱答诗，认为：“可以反映当时士夫之不安情况，亦可证党争之存在。”在考察朱彝尊生平的基础上，“朱彝尊冯福贞夫妇”条，列出朱氏的主要活动年谱。特别是1964年5月初，郑先生借阅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藏朱彝尊与子孙的信札，其中朱彝尊十札，其子昆田六札，其孙桂孙一札摘录成“朱氏三代家信手卷”条目，有助于了解朱彝尊及其参与修《明史》事情。年底所作“清修《明史》”对清初纂修《明史》活动多有考察，如顺治二年五月清廷即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然而多尔衮死后，顺治八年冯铨以多尔衮党勒令致仕，祁充格、刚林以多尔衮党论斩，范文程以多尔衮党革职留任。郑先生认为：“《明史》纂修中断即在此时。”并指出：“顺治帝推崇朱洪武，悲念明崇祯，修葺明诸陵，其于王承恩碑有‘朕自践阼以来，斟酌前代之典章，每于有明用深嘉叹’，则绝非不关心于明代史乘者。孟心史尝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获谴事，亦一证。”根据顾炎武《亭林文集·答潘次耕书》记载：“辛亥之夏，孝感持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郑先生指出：“辛亥为康熙十年，孝感为熊赐履，修史修《明史》。亭林先生尚有文记其事。此在博学鸿儒前。”又据《东华录》记载康熙十五年朝鲜国王李焞奏“今闻新命纂修《明史》”等语，指出：“可证《明史》仍在续修中。”还作有“熊赐履修《明史》”条，考察出：“王鸿绪、汤斌、徐乾学为《明史》总裁在康熙二十一年（汤斌年谱，《清史列传》八《汤传》，卷十《徐传》、《王传》），熊为监修，传未言年月，应在二十七年以后。”此外，郑先生还有多个条目论述纂修《明史》事，如“陈之遴修史诗”、“修史与实录不同”、“明末邸报”、“《明史提纲》”、“明国史《孝宗大纪》与《河渠志》本朝国史”、“潘耒”、“博学鸿儒授官经过”、“康熙博学鸿儒科亦称博学鸿词”、“熊赐履召顾亭林修史”、“万斯同《明史稿》”等条目。 考据学在清代全盛，形成了清儒的治学特色，郑先生对于清代考据学有全面系统的考察。“清代考据学”的专题卡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1950年代的15个条目，二是1960年代主要是1964年的45条。 1950年代胡适思想受到批判，因胡适高度评价清代考据是符合科学、客观的治学方法，考据方法也被批判，郑先生加强了对清代考据学的研究。早在1950年，郑先生就有“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卡片，1954年作有“清代亲王与文人”条目。1959年所作的卡片“清代汉学”、“清代汉学宗派参考书”、“清初徐乾学等在学术上的党派”，反映出郑先生对于清代汉学的重视。“清代汉学”条是读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至三十六列出的有关学者：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万斯同、马骕、焦循、王鸣盛、钱大昕、戴震、崔述、段玉裁、王念孙以及邵晋涵等。还录出该书“凡例”划分的清朝两派经学家：宗汉与宗宋程朱的学者。此外，尚有条目：“明末清初诸儒”、“清代著名技艺家”、“清代思想家”、“清代学问家”、“清代的所谓朴学和它们的方法”、“颜李学派”、“戴震思想”、“世宗高宗之文教提倡”、“道光时士夫风气之改变”，清代的汉学又称朴学，“清代的所谓朴学和它们的方法”一条，首先提出问题：“明末由于国内的腐败和国外的压迫，出现之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的以黄梨洲、顾亭林为首的学术思想，为什么到了清中叶反而脱离了政治？”接着就朴学的来源、名称、内容、方法介绍，提纲挈领，概括了清代朴学。 1960年代初学术界日益重视研究乾嘉史学与考据学，特别是上海的《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发表一组文章讨论清代的乾嘉考据学：罗思鼎《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刘益安《论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的批判》、尤置《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1964年郑先生开设“清代考据学”的专题课。作于1964年6月13日的讲授大纲保留下来，完备而详细，讨论清代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治学态度和方法、成就和批判三大部分，列有参考书目。大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对于考据学派是由文字狱威胁下养成的看法，不完全正确，不够全面。”这一专题下的45条，写于93张卡片。郑先生依据《清史列传》顾炎武、黄宗羲、钱澄之、江永、沈彤、余廷灿、诸锦、万斯大、胡匡衷、王鸣盛、钱大昭、顾谈、李颙、全祖望、陈厚耀、惠周惕、阎若璩、钱大昕、宗稷辰、顾栋高、惠士奇、汪由敦等学者的传记，探讨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与态度、清代的汉学、清代调停朱陆的学者、清代的古学等，又依据顾炎武的文集等重点考察其治学主张，有“治学从句读始”、“博而不矜”、“触类而通”、“亭林论博学”、“亭林论经世”、“穷经”、“顾亭林论时学”、“改经之病”、“实学”、“文字要有来历”诸条目。“亭林论博学”作案语：“不专读古籍，而要多出游多交友。读书只能得十之五六。”依据《日知录》作“汉学家方法”，强调重证据与阙疑等。又据方东树《汉学商兑》探讨考据家，条目有“清代考据家重《说文》”、“考据家与训诂名物”、“汉学家的考证”、“考据家尊东汉”、“考据家驳杂不切实际”、“清代汉学家论宋学”。郑先生也从考据派学者文集中探讨其治学特色，如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作“汉学家从文字入手”、“汉学家要证据”、“清汉学家治学之弊”等条，郑先生批评钱大昕的《考异》有繁琐、武断之嫌。又引江藩《汉学师承记》，作“江藩论清经学吴皖两派”，认为：“江氏始为此说，而未明言两派，后人虽力辨吴皖为两派，其实不然。两派著书立说，教益后进，无显著差异，一也。两派弟子相互学习，无入主出奴之病，二也。”“汪中论清代汉学家”、“阮元论尊汉学”、“清代考据之始”诸条也是依据《汉学师承记》所作。 其它类是单独或散在专题中的卡片，计有38条。这其中，1956年5、6月所作较多，主要是阅读《辽海丛书》辽东地方志和笔记的摘录，如“清初命旗丁修路”、“康熙初的辽阳”、“康熙初之铁岭”、“《全辽志》”、“清初宁古塔粮价地价”、“八旗王公宗室按旗采参珠”、“人参价”、“清初按定旗围猎”诸条即是，反映出对于辽东与清初历史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内阁大库藏书”条，记载书商推销名家缪荃孙保存书札未买而摘录的经过，卡片开头的案语说：“《刘树屏致缪小山书》，《缪小山黏存师友书札》六册，鼎古斋书贾送来，索价六十万元，不能留藏，姑抄此函。1951.1.28”文末是对该信的考证，颇见郑先生的学术功力。 郑先生购书引发的研究还有故事。《熙朝新语》一书，郑先生1956年夏得之沈阳，该书署名余金，字德水，歙人。书前有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吴郡翁子敬、履庄氏序，序称该书系1815年所得稿本，但有1816年事，加之余氏既为歙人而所记多苏州事，于长洲蒋氏近事尤多。郑先生“疑其书即翁氏所自辑，而记名余德水（鱼得水）；否则亦卷末有翁氏补辑者也”。又因书有“君山”朱文印，“考古书房珍藏”朱文印，以及日本纪年，郑先生认定此书曾为日本人所藏。并疑“君山”者或许是日本著名清史学者稻叶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