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风雅: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文坛三大师的画像,几十年的亲炙往事,中国新文学的绚丽风华)

初访钱锺书先生 1984年8月，我**次到北京，心血来潮想到要拜访钱先生。他住在三里河南沙沟。我地址记得不详，于是向朋友打听，问得座数层数等资料。14日上午10时许出发，心想碰碰运气，晚辈拜访大师，拍摄几张照片，留个纪念，满足凡俗如我的虚荣心。旅途绝不似《围城》中方鸿渐等人至三闾大学那样长途跋涉、迂回曲折，却也经过一番寻寻觅觅，汗流浃背，才抵达钱宅。不敢大声叩门，我轻轻小叩，门开处，赫然出现在眼前的，就是钱先生。我马上自报姓名，钱先生听后即问：“你是否从香港来的？”我说是，补充道：“唐突造访，十分抱歉。我只希望向钱先生问安，拍几张照片，作为纪念，就告辞，不敢多作打扰。”对我这个不速的独行访客，钱先生面露笑容，极亲切地请我进入钱宅，坐下，和我交谈起来。 钱先生年轻时被目为“狂生”，现在七十四岁，名满天下。他以极其渊博、贯通中外古今、融会文史哲各科著名。他的学问之大，已成为一则传说。此名也包括“不见客”“不应酬”之名，“拒人于千里”之名——往往有访客千里迢迢而来，希望登门造访，却被拒诸门外。现在于我面前的，是温文好客的钱先生，还有钱夫人杨绛女士。她坐在钱先生旁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钱先生问我北京之行如何，住在哪里。我据实以告。《围城》里有一个情节，记述主角方鸿渐与几位旧雨新知吃饭聊天。一个研究哲学的褚慎明到了欧洲，攀龙附凤地先用书信恭维罗素，然后拜访他。此事成为他日后津津向人乐道的难忘经历。褚慎明在饭局上叙述此事，以罗素小名Bertie称这位哲学大师，说见面时“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围城》用夹叙夹议的全知观点写成，钱锺书充分利用这种叙述法的长处，在褚慎明的话后面加上这样的按语：“天知道褚慎明没有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我现在拜访钱先生，“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我以后可以像褚慎明一样向人吹牛了。诚然，幸好“我帮他解答”的问题不止于上述的“住在哪里”等几条。 钱先生问我北京之游，也询及香港之友。宋淇（林以亮）先生和钱先生相交，梁锡华先生和钱先生有通讯，都被询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的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教授新近访问过钱先生，也被提及。（如果我记忆无误，则倪氏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该文以《围城》为研究对象，作者是胡定邦。）钱先生当然也和我谈到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钱先生推崇备至，另外又撰文褒扬他的《谈艺录》。1979年4月，钱先生一行人到美国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夏先生会面是此行的高潮。钱夏之交外，还有夏黄之交：夏先生对我的鼓励扶掖。1977年，我的**本书《中国诗学纵横论》在台北出版，夏先生为我写序，序文发表在销量数一数二的报纸副刊上。我在书中，多处引述钱先生《谈艺录》的观点。就这样“钱—夏—黄”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的三角关系，我理直气壮地向钱先生附凤攀龙了。读过钱先生传记、轶事的人都知道，在清华大学的时代，吴宓教授曾推许其学生钱锺书是人中之龙。钱先生还提到余光中先生。余先生当时是我的前辈同事，写过不少恋土怀乡的诗篇。钱先生说《人民日报》刊登了余先生的《乡愁》一诗，肯定了他，使他在国内知名。钱、夏、余三位，都是我极钦佩的前辈。我研究余光中作品有年，更被称为余学专家。余先生在70年代曾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讨论对象是钱锺书的作品。有了上述种种，三角关系增为四角关系，我与钱先生的谈话内容自然更为丰富了。 晚年夏公说：“我很聪明，很伟大！” 夏先生注重养生。他晚年不抽烟不喝酒，多吃蔬菜水果。有一年我拜访他，书桌上有切成一条一条的胡萝卜和西芹，他说“当有烟瘾的时候，就拿起来吃上一两条，权当香烟”。志清先生因其学术成就和名望，晚年颇为自信。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很聪明、很伟大”。 关于夏公的生活，以及我与他的交往，我的文章有过不少描述。夏公辞世，记者访问我，我重复讲述“故事”，还有应邀写悼念的文章。时任深圳《晶报》副刊主编庄向阳博士的访问记，以“他（夏志清）让冰冷枯燥的学术充满温暖”为标题，颇为传神。或访问，或约稿，我也忙了一阵子。感伤之际，写了一副挽联如下： 志业在批评大师小说判优劣 清辉照学苑博识鸿文论古今 2015年夏天，我们一家有美国之旅，后来写了文章记其事，有一节叙述在纽约拜访夏夫人，引录如下。 早几年就有计划来美东的，如果成行，一定会来看志清先生，那时他快九十岁。这次到夏府，而夏公已不在了。和从前一样，客厅和书房都是书，现在更是满满挤挤的，连走廊也是。墙上则多了一框庆寿的贺词，红色的纸上端楷写着：“志清院士九秩嵩庆。绩学雅范。马英九” 夏太太王洞女士精力充沛，很健谈。我和内子听着她谈小说，时而娓娓，时而侃侃，时而疾疾；小说家与小说批评家与批评家夫人之间，多有爱恨交织的事情。故事已有成为文本，且发表过的，也有我们觉得新鲜的细致情节；里面的激情与怨恨，好像是胡适、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生活或书写中都出现过的。文学模仿人生，人生也模仿文学；夏太太讲述的，是实录式的小说故事。 有时我称夏太太为师母。师母年已过八十，前尘往事缭绕，但她这几年一直往前看，往前走。夏济安夏志清两位兄弟的书信集首辑月前出版后，她继续整理二夏的书信，以及其他书信；客厅和书房里桌子上一叠叠一捆捆已发黄的老旧信件，其中可能有我给夏公的。批评家夏公，有人称他为夏判官的，在我看来像贾宝玉一样多情；他的书信里充满老少男女的各种情谊，夏太太整理时，可能会感触多端。我想起文学史上的一些事：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在生时有多个情人，且为情人频频献诗。雪莱既殁，太太整理诗人的遗稿出版，兼收并蓄；她心怀感慨，而心胸开阔。 夏公一生的通信量极大，是个罕见的伟大“书信人”（我这里把“文人”man of letters另类地翻译为“书信人”）。师母开怀畅言，还开箱送了二夏书信集精装一大册给我们。1969年10月，我开始与夏教授通信；直至2010年左右，他给我的信，连同圣诞卡，可能多达一百封。圣诞卡上，一般文化界的“大款”，可能只写下款，甚或只印上大名。夏公则是以蝇头小行书在卡上写个半页，常常是更多，有时把整个圣诞卡几页上图画之外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他略述近况，还有垂询、鼓励与称许的话；还谈学问，每每涉及学界与文坛的一些事情。我留美七年，197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香港教书，翌年出版**本拙著。夏公知道我快要出书的消息，主动给我写序，序的首句是：“为了写序，*近把黄维樑八年来寄给我的一大束书信重温一遍。”1969年我刚大学毕业，这样一个年青小子的信件，他竟然都保留着，我怎能不感动？ 护泉的人 余光中是福建泉州永春人，久居台湾高雄，今年八十八周岁。我不久前寄上生日贺卡曰：“高雄庆米寿，彩笔誉永春”。高雄有台风大水为患，我致电祝寿兼问候，与伉俪闲谈，其间余太太说：“我近来在为光中整理书信，包括你写给他的。”又说：“本来九月我们要到杭州。我父亲曾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我在那里出生、读书，市政府要给我一个荣誉市民的衔头。” 类似钱锺书、杨绛一起看书的情景，在我脑海出现。余先生和太太戴着老花眼镜，各自或一起看书报杂志，交换心得，偶加月旦；余先生握管写作（他不用电脑），余太太在旁边的书桌，为丈夫校对新书的书稿；*近则为整理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几十年的书信……丈夫的手迹日日亲炙，她偶尔替他写回信，字迹竟有几分“余体”了。从前家里四千金、余老先生和范老太太两位长辈的饮食起居，为丈夫欢迎或婉拒访客，种种照料种种事务，“凡”事都由“我”（范我存）负责。余先生四处演讲，所到之地，余太太总是仪态优雅地陪伴着。有时余先生徇众要求诵读其名诗《乡愁》，到了“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就在台上加强语气地读出“我在这头”，然后指着台下**排正中座位上的妻子：“新娘[就]在那头”。这时听众大笑而余太太微笑，就像新娘那样腼腆。 正因为有范女士的“存”在，余先生才可以全心全意致力于他的永春文学大业。与余氏伉俪为老相识的杰出散文家张晓风，曾发表文章称许余太太为“护井的人”。余先生的作品如井水清甘，读者饮之怡神。我认为也可称她“护泉的人”。八十八高龄的余老，文心与笔力都不老；创作和翻译，仍然从这位泉州人的泉眼升喷。钱锺书称杨绛为“*贤的妻”，我想余老非借“钱”不可，也要这样形容妻子。伉俪年事高，范女士没有到杭州领受荣衔。在高雄，如果近年是一片天蓝的话，“高雄荣誉市民”的美誉，早就应归她所有。 五四以来的名作家，妻子料理家务之外，还为丈夫的文学事业出力，从黑发至白头的，似不多见。胡适的太太江冬秀识字不多，就算有心也欠实力。郁达夫与王映霞反目成仇，不用说。朱自清的元配相夫教子到了含辛茹苦的地步，应付家务之外，并无时间为夫君的文事略尽微薄。梁实秋曾记述与太太程季淑一起吟诵英文诗，却没有说太太为他校对或整理文稿。巴金写的《怀念萧珊》一文，有恩爱，也有遗憾：萧珊没有在文化事业上用功，令巴金失望；“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成为牛鬼蛇神，萧珊对丈夫所写“天雨粟、鬼夜哭”的文字，大概只能“敬鬼神而远之”。 余太太早在恋爱阶段，就为男朋友誊抄《梵谷传》的翻译稿，此后一直“兼任”丈夫的助理和秘书。钱锺书盛称杨绛为贤妻、为才女。范我存是贤妻；也是才女，只不过她述而不作而已。我和余氏伉俪相识数十年，余太太谈文艺论时局，常见精警之论。她对玉器研究深有心得，又巧手编织中国结。*能滔滔而“述”的是艺术：贤能者多劳，她竟然可以抽出时间当义务解说员，经常在高雄的美术馆为参观者介绍古今艺术品。 余太太快要八十五岁了。她近来整理书信，老花眼镜所见，花样年华以来两人间的情书和家书，那一股股如泉涌出的情意，一定是回味甘香，格外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