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史铁生：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史铁生 1951年生于北京，2010年12月31日逝世。1967年初中毕业于清华附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常年透析。病情稳定后，出版有随笔集《病隙碎笔》和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作品多次获奖。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病隙碎笔》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采访手记 看史铁生的作品，常常无端地陷入一种思索。但是，这种思索相对于文字的内涵来说也往往显得浅薄。他对于写作的宁静和执着，对于生命的冷静和超脱，对于亲情的感悟和回忆，对于每一个关心他的人的友善和热情——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亲切而意味深长。
史铁生身体不好，也因此惜时如命。2001年，通过E－mail，我们的交谈方式算不得直接，然而当我看到他熟悉的语言展现在电脑屏幕上，仍然感受到一种力透纸背的真诚。
很喜欢看史铁生的作品。从《务虚笔记》《我与地坛》到《病隙碎笔》。他去古园了，我们便随他“去古园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这是他作品的魅力。
“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地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不是不断地去看这些文字，而是借助这些蹒跚的脚印不断看那一直都在写作着的心魂，看这心魂的可能与去向。”2010年，“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永远地离开我们，只有他生前写下的文字，仍闪烁着生的光芒。 史铁生的写作没有计划。因为精力不济，多数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已。“我想对读者说的，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都在我的作品里。” 问：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经历，是什么给予您如此大的写作动力，源源不断地有好作品奉献出来？
史铁生：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当然，用目前流行的话说“这有点儿累”，所以这历程也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轻松。我曾在《病隙碎笔》中写过：“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吗？所以被送上这条不见终点的路。”“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说到这儿，我真是有些惭愧，因为我很少能照顾到读者。所以，“源源不断地有好作品奉献出来”这话我实在是不敢当。 问：您的作品中常常有一种伤感，正是这种伤感和厚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和您的读书与思考有关吧？
史铁生：我并没有特意地追求伤感与沉重，但由上述写作动机
看，大约难免。我的意思是：随它去吧。说“这与我的读书和思考有关”，不如简单地说这与我的处境有关，读书和思考也是我的处境之一部分。我并不认为伤感与沉重一定就好，但既然确凿，也就有其表达的理由。 问：常常和朋友谈起您的作品，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近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一天能写多长时间？您是怎么安排写作和读书时间的？
史铁生：我的身体总是不大好。我得着两种“电视剧病”。怎么讲？您看现在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特别容易坐进轮椅，近来又特别容易得尿毒症了。这可能有助于戏剧性，可一旦成为实际，却一点儿都不浪漫。这两种病弄得我精力大减，写作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只能尽力而为吧。再说，年至半百，改行怕是来不及了，只好仍在这行当中混着；《病隙碎笔》是我目前写作的实情。 问：您觉得哪些书对您影响*深？您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史铁生：关于读书，我不想说得太具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与关注。我的体会是，一味地追求多而新，倒可能弄得自己颠三倒四不知所从。根本的问题，先哲们都想过了。其实，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只不过布景和道具日新月异，读书和思考只为不被它弄得找不着北。这只是我的看法，并无典型意义。 问：您还常去地坛吗？平常您都还有什么爱好？
史铁生：十年前我搬了家，离地坛远了，加之行动不便，现在很少去了。偶尔请朋友开车特意送我去看它，发现它已面目全非；这正是日新月异的布景和道具之所为吧。唯园中那些老柏树依然令我感动——历无数春秋寒暑依然镇定自若，散发着深厚而悠远的
气息，不被流光掠影所迷。 问：现在您忙什么？
史铁生：要说现在忙什么，大约就是透析，隔两天去一趟医院，就像上班，仿佛要弥补我从未有过正式工作的历史。我有时真觉得麻烦，可是想想，大夫和护士们是天天都得去呀，比我麻烦。我们一起透析，她（他）们透，我被透，分工不同，合作得很好。忙完了透析，总还是想写点儿什么，否则花那么多钱被透，什么都不干岂不可惜？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史铁生说，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 问：可否谈谈您的创作变化？
史铁生：*初的写作还是写一些社会问题，像《午餐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文艺理论还是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观念是很顽固的，但很快我就变了，写残疾人，这可以归到人道主义范畴，比如《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再到后来写人的残疾的时候，就不是人道主义能够概括的了，或者说它是更大的人道。人存在的根本处境有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人道的，但从根本上它是人本的。 问：谈到您早期的代表作，一般都绕不开《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那时的写作比较现实主义，那种写作的格调也没有延续下去，那时候还有一种比较虚假的乐观主义。我并不认为悲观
是一个贬义词，在比较深层的意义上。但如果以自己的悲哀为坐标的悲观主义是不好的，以自己的某种温馨为出发点的乐观主义也是虚假的、浅薄的。真正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它是人的处境的根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悲观和乐观没有高低之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是我生活中比较温情的东西，有些作品写的就是比较悲观的东西，但都没有指向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我必须超越它。事实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某种风格、某种对感情的重视，在《我与地坛》中又接上了，但它又不一样，它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大了，它理解快乐和痛苦的视野要大多了。 问：您的作品涉及残疾人，但又超越了平常意义的残疾。
史铁生：我写作的题材不限于残疾人，我也写过插队的、街道工厂等其他不相干的。另外关于残疾我也有一些看法。我的残疾主题总是指向人的残疾，而不是残疾人。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好像是生命*根本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的作品，的确有一个个残疾主题。但是命运的力量又很强大，不是人可以改变的，人只能在一个规定的条件下去发挥自身的力量，这种规定的情境就是宿命。比如说你生来就是个女的而不是男的，你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生在唐朝或宋朝，比如说我这腿，它就瘫了，你竟无办法，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人的主观力量只能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后做一些事情，你所谓接受的这个事实就是宿命。 问：您在《病隙碎笔》里强调：“写作需要真诚。” 史铁生：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高标准。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务虚笔记》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问：《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
史铁生：肾衰竭之后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幸亏有透析，我才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 问：《病隙碎笔》书中谈到“残疾情结”，能看得出来您非常坦然地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问：《务虚笔记》思辨性很强，有些章节完全可以看作“冥思录”。
史铁生：许多人说我的小说思辨色彩比较重，我也不试图逃脱它。我写过一篇小文章，里面提到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命运，意思并不是说命运让我做写作这件事而没有成为一个木匠，而是说我终于要写什么大概已成为一种定局。我在《务虚笔记》的后半部分也提到这个问题：F医生对诗人L说，如果你有一种冲动要写诗，你去追踪它，那么你的根据是什么？追踪的是你呢，还是被追踪的是你？F医生的结论是，这足以证明人的大脑和灵魂是两回事，一个是追踪者，一个是被追踪者。就是说那种灵魂的东西已经存在于你的命运中，你面临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接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如果你试图离开它，也许更糟糕。所以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绝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屋子里，看看书，想些事情。世界的空间性对我来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