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风神永忆渠:回忆中的丰子恺和他的时代

编后记 童心来复梦中身 本书缘起于克勒门文化沙龙“一钩新月分外明——海上‘丰’采丰子恺”的纪念活动，丰子恺先生的后人和友人后人及研究者们济济一堂，共同回忆丰子恺先生及其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与此同时，披露了很多丰子恺先生的老照片和手迹。此书便是以此为基础，同时结合丰子恺先生后人及师友学生的其他回忆文章，编成的回忆性质的集子。内含丰子恺外孙宋雪君先生、孙子丰羽先生，郑振铎先生的孙子郑源先生，冯玉祥将军的孙女冯丹龙老师，友人潘文彦先生、谢春彦先生，以及著名的漫画家、上海美协主席郑辛遥老师，音乐家陈钢老师等人对丰子恺先生艺术及生活的追忆及研讨。除了展现丰子恺先生的生平成就和生活轶事，更展现了其与人交往中显现的人格魅力，让读者接触到一个活泼泼的丰子恺先生。此外，通过其同时代人的写的回忆文章与为其书作的序跋，并配以“背后的故事”和丰先生自己的文章加以深入记述，从侧面描绘出他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文人交往及其风格气度。书中根据文字内容插入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和丰子恺先生的画作、手稿以飨读者。 丰子恺先生与上海可谓有不解之缘。他从浙江**师范学校毕业后便来到上海，组织发起了“中华美育会”，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并担任教学工作。后又与友人匡互生、朱光潜等共同创办立达学园。新中国成立后，丰先生在上海定居直到去世。本书中述及的日月楼即其在上海*后的居所。可以说，他生命近一半的时光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喧嚣的都市中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展现出一个别样的上海。因而此书放在传播海派文化的“克勒门文丛”中倒也相得益彰。 本书虽题为“回忆中的丰子恺和他的时代”，但丰先生的真正可贵之处倒在于能超然于时代。在他的同时代文人深涉政治而变得愈发激进时，他却选择以崇拜儿童之心来回应周遭混乱的现实世界。因为“成人世界有不可超越的大自然的定理，有不可破犯的人为的规律，而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这些羁网”（《儿童的大人化》），孩子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固然这部分得自其佛教世界观，但观其儿童漫画，也应是出自其个人家庭生活的真实感受了。这在本书**部分其女丰一吟等孩子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儿童未经世俗染污，尚保有天真，有*健全的心，而毫无社会中的虚伪矜忿之态。故其言：“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的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谈自己的画》）正因了这童真之心，丰先生才能不唯上、不媚俗，保持精神的独立。与那些深陷名利罗网中的大人先生们不同，只有跳脱了私欲的羁绊，以及知识分子的偏见，其目光所及才能照见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感动于劳动人民源于生活本身毫不造作的真挚情感。从本书中述及的他与两个三轮车夫的故事，就可看出其漫画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力。真可称得上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了。此时这童心已超出一己之私而具大人相，有了孟子“求放心”和儒家“复性”的意味。在这一点上，作为新儒家的马一浮可谓“心有戚戚焉”： 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婴儿任天而动，亦以妄想，缘气尚浅，未与世俗接耳。今观子恺之贵婴儿，其言奇态恣直，似不思议境界。盖子恺目中之婴儿，乃真具大人相，而世所名大人，嵬琐忿矜，乃真矢其本心者也。 而那个时代中，像马一浮一样与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友，也不在少数。周作人、俞平伯、林语堂等人同样致力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与绘画，特别是晚明小品等性灵派作品中，寻找与正统不同的个性流露、发乎本心的传统。而发乎本心的文学，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好奇心。凡是目力明确，不为外物所惑的人，都能时常保持这个好奇心”（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其中俞平伯还写过不少儿童诗，本书中就述及他让丰先生为其儿童诗集《忆》画插画的事。另外，丰先生的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随笔就是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和《宇宙风》上发表的。他还为林语堂所编的著名的《开明英文读本》绘制封面和插画。这在本书中华君武回忆丰先生的文章后面“背后的故事”中有详细记述。 光阴到了这个时代，类似丰先生这样的人也许已是极少数，但也许存在于默默地耕耘于生活工作的沉默的大多数中。我想起了Y君。Y君也属于对文字异常痴迷或是执著于立言的那种人。但不同于喜欢掉书袋的知识分子，其文皆自其胸臆中流出，常令人莞尔于其赤子之心，使人如坐春风中。Y君很喜欢陶渊明，他本人也让人有“误落尘网中”之感。Y君也很喜欢向我推荐“童话”书，比如《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还有他自己编辑的《写给大人的寓言：凯里来与迪木奈》。而我总觉得会去看这些书的成人多半本来就怀着童心，也许更需要的是使此心在自己的生活与真实的自然中开花结果，并不用借他人文字浇自己块垒。而生活世界的丰饶与诡谲，也会使喜欢怀有形而上情思的人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就像Y君在文字中的赤子之心到了现实中却总是得不到同样真诚的回应，使其无法轻易相信他人，同样亦无法轻易为他人所信。但我想如果真能做到如其在《凯里来与迪木奈》导言中所言“把‘我’化掉”，那这一矛盾也就自然消解了。不过在这之前，也许他可以和丰先生惺惺相惜一番，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多多少少如此呢？谷崎润一郎评价丰子恺为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称其“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中，有鹤立鸡群之感”。然而丰子恺本人却是这样回应的： 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真是确当！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说的“欢喜孩子”，并且自己本身是个孩子——今年四十九岁的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所以“对万物有丰富的爱”，所以“真率”。贵国已逝世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君曾经说过，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 出于好奇心，为编此书，笔者还特意去了位于嘉兴石门湾的缘缘堂和杭州西湖边的丰子恺故居旧址，并摄影置于书中相应处。石门湾位于京杭大运河向北的转弯处，缘缘堂就在离运河仅百米的支流旁。这里不仅是丰子恺的出生地，也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时厌倦于当时政治氛围和文化论争后的退隐之所。现今的石门湾早已不复当年江南水乡的风光，但时光也仿佛在那里驻足了，很多八十年代的老建筑闲置着，依稀是当年国营的店面和工人文化宫之类。旁边不算很宽的大运河里仍有很多驳船货轮一艘靠着一艘停泊着，我从一艘船上跳到另一艘上，想象着当年“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少年时期的丰子恺挑选了*中意的一只，乘着去杭州等地旅行的情形。过了名为“木场桥”的石桥即到了缘缘堂，如今的缘缘堂虽然部分改造成了纪念馆，陈列着丰子恺的私人物品和生平照片，但粉墙黛瓦的旧居仍透露着文人的雅致和其家庭生活的情趣。其女丰一吟回忆中的芭蕉、两株广玉兰和葡萄棚下的秋千仿佛仍是当年的样子，封存了快乐无忧的时光，静观世事沧桑。丰先生曾就蒋捷《一剪梅》词中那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画过一幅漫画，也许就是在伏案之际望到窗外那几株一人多高的芭蕉，兴之所至而作吧。缘缘堂几公里外还有丰同裕染坊，但已非丰子恺祖父始创时的古老蓝印布艺染坊，而是十分气派的现代化企业了，也早已不归丰氏后人所有了。朱光潜曾盛赞其“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缅怀丰子恺老友》）。而艺术感与其说来源于教育和遗传，毋宁说更须由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来涵养，才能打磨出温柔如玉的光泽，而非流水线上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产品。你若到过缘缘堂，也许就能更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今年并非丰先生的诞辰或逝世周年纪念，出版这样一本书似乎没什么必要。但在现在浮躁功利的社会中，却又恰逢其时，不啻有对症下药之功。其在《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所言放在当今时代也毫不违和： 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名利，萦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都被……讲演、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另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国内出版的丰子恺本人的散文、漫画等可谓汗牛充栋，但囊括同时代人及后人对其的回忆书籍却寥寥无几。本书得以借此活动的契机做一个时空上的集结，略补知人论世之阙，丰先生交游之深广肯定不止书中所述，只算作引玉之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