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学·全三册

　　《哈佛中国学（政治与历史卷）》：　　张冠梓：说到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人习惯于将中国和俄罗斯（苏联）进行比较，您怎么看这两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异同？　　赛奇：将中国和俄罗斯（苏联）联系起来考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两个国家都是，或曾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打碎了旧有的封建专制集权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二者也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终选择的改革发展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首先，这两个国家进行改革的初始条件和社会背景大不相同。就经济发展的特点而言，苏联在改革之初，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很高，整体经济的利润率相对高，比重较高的工业部门获得的利润足以弥补比重较低的农业部门利润的不足。另外，他们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跟工人相差不大。而1978年的中国，农业在GDP中占到60%以上，农民收入远低于城里的工人，使得改革后私营企业可以以一个高于农民、低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大量雇用人员，保证了这些私营企业可以活下来，通过发展，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这使增量式的改革可以成功。而苏联则改不下去，*后只能用休克疗法。就既有的经济管理体制而言，苏联的工业是高度专业化、条条管理的，这样一套体系想改成一个竞争的体系相对比较难，要打乱重新组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而中国块块管理扮演的角色比较重，地区和地区之间比较容易展开竞争，改起来痛苦程度小一点。　　但是，只能说中国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会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受益更显著，也许可以说改革更容易一点。不能由此认为，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而苏联只能走那条路。苏联有自己的条件，但他们的改革是不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条件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则要另当别论。即便他们有这一系列的条件，条条管理、专业化分工、工业比重比较高，但是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更渐进的方法，不搞这种一夜之间全部打乱了重来的休克疗法？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因此，说苏联的渐进改革失败才走现在这条路，这是不准确的。1988年，我专门对苏联的情况进行过考察，觉得他们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非常相近：一个是向各加盟共和国放权让利，把一部分投资权转移给加盟共和国；再一个是企业扩大自主权，搞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项基金、奖金这些东西，以增加激励效果。他们也和中国一样，工业改革走的是价格双轨制，比如说企业超产的部分，允许5010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价格自己来决定，由供求关系决定。这些探索当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益，并非走不下去。价格双轨制改革实际上使中国受益很大，因为市场价格调节了供求，调节了资源配置，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一夜之间把计划价格全部取消，整个经济体制就陷入瘫痪，中国成功的关键是避免了经济瘫痪，而通过边际增量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即便不说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单讲国有企业，初级阶段的双轨制方式其实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必须清楚，中国之所以一直坚持改革的渐进方法，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目睹了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方案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因此一直强调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和有秩序的，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　　其次，中国和俄罗斯改革*大的不同，是起点不同。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方案：一是中国政府强调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观点的*好诠释。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际上也允许各种各样的试验，如20世纪50年代的村办企业、特定区域引进外资等，这几乎是中国政府决策的一个传统。二是中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富足的劳动力可以使她通过“正常发展”获得较高的增长，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就不可能在转型中通过再雇佣农村劳动力来支持工业化进程，如俄罗斯就必须在已经过度工业化和低效率的工业部门内部再雇佣劳动力。三是冷战结束后，生产武器的军事部门和产业比重逐渐减少，这种情况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使得较多的支出转向了制造业和重工业部门，这一点和其他国家也有不同。因此中国的转型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转型过程中保持了稳定而有效的国家结构，这是进行有效改革的前提条件：改革首先从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并尽可能通过提供经济激励来加速经济转型，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改革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