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记/问学

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 “敦煌学”这一名称*早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在大阪的讲演中提出的，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他们各自分别提出“敦煌学”的背景相同，所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也仅仅是敦煌文献。 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提出“敦煌学”后，学者们所研究的只是敦煌文献，后又扩展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但并没有对其属性、含义和范围进行过多关注。 一、关于敦煌学概念的探讨 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误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1982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和敦煌的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成立，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社会各界，从党政机关到学术机构，从学者到民间人士，都开始关注敦煌。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讨论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问题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的讨论，影响*大的当属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和内涵：“全部敦煌学的范围，是相当大而繁复的。从主要的内容而言，应分两大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象、壁画、绢画及木建筑(窟椽)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参证比较资料来说，则敦煌一带的汉墓，乃至于考古上的一切发现，也都是重要材料。廓大到全个河西，全个西域，乃至中央亚细亚的一切文化历史，莫不与敦煌相涉，要结合来研究才行!”这是目前所见*早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内涵进行综合探讨和提炼的表述。由此可见，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范围比较宽，除了敦煌的文献、艺术外，还包括敦煌周边乃至新疆、中亚地区的历史及出土的文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敦煌热中，姜亮夫先生又连续发表文章，对50年代的观点进行了深人和细化。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文中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随后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其观点，指出： “敦煌学的中心主题，自然是经卷与造型艺术，然而……与敦煌有关系的文物，也应归入敦煌学。我粗略地想一下，至小限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少的从属品……原则地说，敦煌学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宝库，所以这些属于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存在的文物，点点滴滴也是与敦煌学有血肉关系的。”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学规划私议》(《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的书面发言：“说到敦煌学，内容是相当复杂的。狭隘一点的人，只把写本、刻本、卷子算作‘学’。在我的私见，则莫高窟的各种艺术品也是‘学’；绘画、雕塑、石刻、木构建筑，无一不在整个历史文化范畴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则方法在其中，为什么不能是学呢?即如从各种画像中的题衔，不也可以考见唐末五代瓜沙地区统治者的制度，及其与四隅的关系么?我曾就此等题衔，考定曹议金世家的家庭组成，及其与当时西域诸外族的关系，成《曹氏世谱》，能说这些题记不是历史学的资料吗?由此可以说，凡属在莫高、榆林的一纸、一牍、一画、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为六朝至北宋这个长时期中的文化遗产。比起孔壁的古文，汲冢的竹书，丰富不仅于千百倍，重要也不仅于千百倍。要是再能配上西陲汉简、高昌文物，其作用更要大得多(将来敦煌学的研究，必定少不了这些资料，因而私意以为应尽量纳入高昌乃至全部新疆、青海资料，此是后话)。” 姜亮夫先生关于敦煌学概念、范围和内涵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这可能是姜先生对敦煌学定义的范围实在太宽了的原因，这样也容易混淆敦煌学与西北史地学、吐鲁番学、中西交通史、中亚史等学科的界限。 另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周一良先生提出的。周一良在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在纪念《文史知识》创刊5周年时，周一良先生又作文说：“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周一良《何谓“敦煌学”》，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P1-4